广州新军起义中军事力量的对比：为何新军起义没能引爆中国革命

　　广州新军起义不仅没能引爆中国革命，而且最终失败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新军的力量之薄弱。相对于当时强大的广州的旧式军队，新军根本不是对手，这也是其没能成为辛亥首义的根本原因。
　　同盟会革命党人苦苦经营的广东在辛亥时却没有得到“首义”的称号，我们得考察清末广东的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同盟会对军队的策反模式是如何，从而分析为何广东的新军起义没有引爆中国革命的炸药。
　　清末广东的防军有巡防营、水师、新军、满汉八旗兵各种。全省的巡防营、水师、新军的最高指挥权属于总督，满汉八旗军的最高指挥权则属于镇粤将军。 不过广东的情况是自叶名琛时代，镇粤将军就十分听从总督的军事部署。可以说，广东的军事大权，全权掌握在总督手中。
　　首先来说说广东的新军建设及成就。广东新军始建于光绪廿九年（1903年），由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在武建、武匡军的基础上整编而成。 据清廷的计划，广东要组成两镇新军，先编练一镇，另一镇看今后的财政情况再看。不过广东新军的扩军极其缓慢。1906年，两广总督的亲兵对改编为新军2个标，只有步兵3000。士兵大多是安徽和四川人，另一些来自广西与云南交界地区，广东本地人寥寥无几。到1909年，迫于朝廷压力，需要尽快成镇。当时已编练成两个标（团），还有炮兵两个营，辎重兵一个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和巡防新军七营。 并不具备成镇的条件，却要勉为其难的建设。
　　从过程来看，广东新军中还是有很多旧有的成分。首先是驻钦州的新练军是武匡、武建等军改编而来的“新军”，原本就有很多外籍军人，不符合朝廷所颁发征兵需本地人的规定。而且广东新军大多有募集而来，而非征兵所来。这样又回到勇营体制的兵为将为的情况之中了。这导致后来广东新军的革命表现并不突出的一个原因之一。1911年年4月27日，广州城枪声四起，火光四溅的时候，驻广州城东北角龙眼洞一带的新军却在“隔岸观火”，没有参战。 即使在后来的光复活动中，亦无突出表现。
　　相比新军的虚弱，广东的旧式军队的力量还是相当大。广东的新式军队从1907年第的2800人增加到1910年的5600人，但是1910年分散在该省各地的旧式军队有巡防营38729人，八旗军7550人，绿营军4829人。巡防营基本是由绿营、团练的最好士兵加上新募的兵是组成。从性质上看，巡防营与防军一样属于地方督抚所控制的半私人的地方军队。晚清政府对巡防营进行一洗脸模仿新军的改革后，使其战斗力大大加强，巡防营日益成为清政府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骨干军事力量。不过同盟会对巡防营也一直在动员中，据当时同盟会成员姚雨平回忆“我负责搞军队工作的，除了新军方面已着手进行外，防营方面也不遗余力，谋求打入之法”。1908年河口起义策动将要成熟时，他们商议广州起义的策略是“单由防营起义，力量太薄，必须有外援，始不感孤立，而事乃成。最好新军先起义，由防营响应；或由外面调入队伍共同起义。” 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也说明同盟会的关注点一直也在巡防营身上。
　　还有一个普遍被忽略的力量是巡警。清末的军政改革把当时的中国军队明确划分为三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军队：常备新军、巡防营和巡警。广东巡警从1903年始办，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地方官绅争夺地方无力控制权过程的延续 巡警官兵多由旧式军队转化而来，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不多，且痞气横流。《申报》1904年12月有报道云：“粤省开办巡警，立法本极美善，无如所募巡兵，多系各处遣散勇丁，性甚强悍，在上者又约束不服，以致非惟不能实力稽查，且时在‘先进’上滋生事故。”
　　新军与巡警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庚戌新军起义提前匆促行动的直接原因。宣统元年底，倪映典等人正积极准备新军起义，不料是年除夕新军吴英元因购买名片与店家产生争端，不服巡警干涉被带回警局，在途中被其他新军相救，相互殴斗。“本月初一日竟敢纠众殴打警局，初二日毁拆营盘司令处，夺械登山负嵎，行如叛逆”。之后革命党人不得不仓促起事，最终却惨遭败绩。革命党对新军和巡防营都有动员，却惟独对巡警没有动员。革命党人忽视巡警的策反工作，也让他们遭到了恶果。但不论无何，巡警也是地方秩序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武装力量。这件因小事而导致大变的原因，也是地方武装力量相互抗衡的表现。
　　最值得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军起义时由巡警挑起，巡防营和水师严厉镇压下去。巡防营和水师一般是忠于政府的。我们可以总结一个革命党在广东失败的原因是，革命煽动者常常喜欢撇过老式军队或而致力于渗入较为洋化的常备军之中。再者，巡防营、水师的士卒对于待遇较优的新军士兵不免怀有敌意。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失败原因在于革命党人错误的宣传方式。倪映典的宣传集中在种反满上，而且还保证入会军人一但推翻满清皇朝，便可以得到提升。如张醁村在总结道：“这次意外事变的内因主要是大部分士兵受到革命精神鼓舞，意气飞扬，毫无顾忌。”“而且个个都争着雕刻私章，以便起事后升级之用，大有天下将快变成我们的天下之势”。 对于当时士兵的浮躁的革命心态问题，也应该需要好好把握。
　　同盟会对于策反新军是一个比较晚近的行动。直到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建立后，才开始有组织地策反军队。革命当人吸收了因经验不足和接济困难等失败教训，从依靠会党为主，转向依靠新军为主。但是他们的立足点还是站在两广地区，就广东策反军队的模式至少有3点与湖北模式不一样。首先，广东革命党人对巡防营的重视程度不亚于新军，因为巡防营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新军，即使革命党人把新军全部争取过来，只要旧式军队抱着敌对态度，他们还是够力量守卫广州的。这与广州在新军建设上的各种不得力，导致新军先天性虚弱有关。而同时争取新军和巡防营的支持是因地制宜的策略。第二，广州的策反活动受到同盟会南方支部的指挥和资助，南方支部主要的鼓动家是军外人士。因此，革命军人受到平民团体的控制，两者实际上格格不入。军人没有自己的革命团体，导致指挥失灵和力量分散。第三个是底层军官都是当地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正式军官不是由北京任命的就是从日本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这样下层和上层之间容易产生问题。
　　由此看来，辛亥革命的首义不能在广州爆发，其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广东新军力量的不甚强大，同盟会的领导不够灵活还有就是得不到高层的策应。这次失败的起义导致了新军忠诚问题的凸显，一些地方大员也加紧了对新军的防范。地方督抚宁可依赖巡防营，也不相信新军。而要被整改淘汰的旧军，却成了救命稻草。这也是历史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