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黄兴卓越军事才能和杰出战略思想的一次实践
非我族类 2017-09-08
黄兴是我国辛亥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他戎马一生，在同盟会发动的数次武装起义中，亲自策划领导了八次，尤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具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黄花岗起义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基础，同时这次起义也充分显示了黄兴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
一
1910年新军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的一些干部产生了严重的气馁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孙中山有鉴于此，于是年月向黄兴提出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的意见，黄兴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建议，并为起义进行了认真的谋划。5月13日，他复函孙中山，详述革命计划，主要内容为：
确定起义发难地点。认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断定“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
提出联络各省军队及会党。指出，“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若能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待革命在一省发起，各省将闻风而起，“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建议设立总机关，以广揽人才。即“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同时认为各省革命党人中有一批杰出的人才，对他们“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在革命中，他们或被派往内地，或留驻日本、香港为总机关人员。黄兴还具体建议召开一次大会，“分担责任，各尽其才”。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起义地点、依靠力量以及培养骨干等问题是黄兴在分析新军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多年来在艰难的斗争中细心斟酌，苦苦探求的主要问题。
黄兴建议发难地点定于广东省会，提出在较有影响的一省之都会起义的设想，是二其指导武装起义战略思想的一大突破。
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广州仍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不失为发难地点。人的因素黄兴认为“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轴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反正者甚众。”地的利弊黄兴总结以往起义为了运输和攻守进退之便，多在边陲省份、边远地区发动的情况，指出‘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而“省城一得，兵卒械足无事不可为”。黄兴从军事角度慎重分析了起义胜负的关键因素人和地形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起义由边远地区到一省之都会的战略转移。
黄兴战略思想还表现在他高瞻远瞩，考虑到全国武装斗争的发展，提出了“从广东打向两湖，从广东出江西占南京，把革命势力扩张到全国”的宏图伟略。
黄兴提出的在一省之都会发动起义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并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很快成为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因此，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果断地把起义的重心向长江流域内地省份大步推移，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基础。
视新军为武装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黄兴军事战略思想的又一发展之处。众所周知，依靠会党为主要武装力量，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的既定方针。这主要是因为会党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与同盟会“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在武装反清上形成一致会党本身具有一定的优点，如社会地位低下，遭人轻视，生活无着，因此对现实社会极为不满，闯过江湖见过世面，使他们敢于领头拼命，有着一股巨大的冲击力，会党是一支靠江湖义气维系的有组织的队伍，首领一呼，会众皆应等等。所以对于缺乏军事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会党就是现成的武装力量。
同盟会依靠会党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会党的首领人物发动会众，并且以提供粮响军械做为参加起义的条件。而后者在革命初期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前者又常因人因事而易，变化无常，因此多次武装起义皆失败于此。
对此同盟会的领导层有不同的认识。黄兴则以为“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响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会党是可依靠的武装力量，但仅仅依靠它，就易为他们缺乏觉悟、纪律松散的严重弱点而贻误战机。黄兴依靠新军思想的提出并不是凭空的，而是密切关注时代发展的产物。黄兴军事战略思想的发展进步，首先是客观发展的必然。20世纪初，清政府积极编练新军，想以此做为巩固封建统治的主要军事支柱。但是新军中有的高级军官是留日的士官毕业生，中下级军官是新式陆军学堂的毕业生，士兵则多来自破产的劳动人民和没有出路的小知识分子。这种构成使新军具有一定的较好素质，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易于接受新事物受过革命宣传和鼓动，有的已经秘密加入同盟会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组织纪律和较先进的武器、技术，这些无疑成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使之逐步革命化的重要因素和客观依据。其次是体现了他能对新军进行客观正确的分析，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缺少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新军优势加强自己的实力。再次是实际斗争的需要。新军是清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争取他仃倒戈参加革命，对清王朝将是致命的打击，其影响深远，又可解决会党单一起义中的很多困难和不足。新加坡《星洲晨报》的一篇文章曾评说“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之平日所恃为心腹，而借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乃大势所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之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擅气喘，手足无措矣。”在谈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改凌军事策略，以新军为主力时，另一文章谓“起事时既不虞军火之缺乏，而于平日复可稍免官场之嫌疑‘使一朝反戈相向，询可谓事半而功倍。”，年广州新军起义，年黄花岗起义，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军事战略思想转变的尝试，尽管起义失败，但它为新军在武昌起义中发挥主力和先锋作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赴日留学到黄花岗起义，近十年间，黄兴领导参加起义数次，在斗争实践中他深感战争的胜负首先取决于人，取决于具有较高素质的兵力。必须拥有自己的军事人才，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复信中还明确地提出军事人才的培荞问题。尚在留日期间，黄兴就组织进步留习羊生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注重在青年学生中培养军事骨干力量。为保护陆军学生中的骨干力量，亲自替他们保存同盟会员证为更快地获得兵权，他鼓励家资富有的学生出资捐官。回国纵后，他又深入新军秘密发展会员，所培养的军事骨干在各次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兴给孙中山的这封复函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它勾画了起义的基本蓝图，后来黄花岗起义的发难地点、依靠力量、机构设置和战略部署等基本上采纳了他的主张。对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为“开国大谋”，胡汉民也曾评价“其后进行计划，大略如书中所言，则此当为革命文献中不朽之作，非徒文字可宝也。”
1910年10月13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和同盟会南洋的代表在槟榔屿召开会议。决定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之下，“誓不反顾，与虏一搏”。会议确立了在广州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指导方针，完成了黄花岗起义战略部署的重要一步。
黄兴堪称开国元戎，一生务实，浴血奋战。尽管他的军事理论和著作不多见，黄花岗起义的基本蓝图却折射出他军事战略思想的杰出之处。
早在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就明确提出“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瓶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喉而柑其背。若吾辈革命，……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审时度势，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竺黄兴这些论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洞析中国与英、法的不同国情，主张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选取首都，而是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运动会党和新军为革命依靠力量。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所勾画的黄花岗起义蓝图，才能够在起义地点、依靠力量等问题上进行深刻而客观的分析，这不仅丰富了他自身的战略思想，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同盟会的武装斗争策略。
黄花岗起义是黄兴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仅就其战术特点而论，不仅表现出黄兴卓越的军事才能，也表现出他在战略战术上的卓谋独见。他所确立的作战原则和方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战术特点，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黄花岗起义的战术原则有以下鲜明特点：
精兵突袭，攻其不备，击其不意。由于起义时间的几次变更，300多名敢死队员返回香港，增加了起义的困难。敌众我寡，精兵突袭的运用，首先在于其突然性，使“敌不及拒”手足无措，斗志瓦解，精神崩溃，丧失抵御能力，而其中速度是最重要的条件。在采用这一战术原则时，黄兴基本上做到了果断、神速，在敌情多变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当即立断，届时起义，并将自己所率部队一分为三，攻打各自目标，从而对敌构成威胁。
直捣督署，擒贼擒王。它体现了黄兴确立的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原则。起义开始，队伍人数锐减，黄兴便决定集中力量直捣督署，这无论在战术上还是从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看，都是正确的。起义时起义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不仅与筹措计划相差甚远，敌我的力量也相当悬殊。但是，一支军队是否处于劣势，不能绝对视其士兵精确数额的多寡，统帅的才能、军队的士气和固有的长处，也都应计算在内。因此，在战场上必须把主要力量投入到关键点上，夺敌先夺其要点，打掉督署就可使敌失去指挥，不战自溃，从而先机制敌，迫使对方陷入被动，自己争取主动，扭转战局。起义发动后，黄兴率领选锋队百余人勇猛进攻督署。督署卫兵顽抵，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清军“退守两庞及大堂，或凭于栏，或倚于柱，以狙击我。我军则挺胸昂首，向中道疾驰”。
分兵共进，协同作战。这是黄兴在黄花岗起义中采取的又一重要原则。运用这一原则可以使各路武装相互接应，从而发挥总体优势。在黄花岗起义方案中，黄兴分兵十路，进攻的目标都是要点、高地，从指挥中心的督署到水师行台，以及军械局、电信局，控制至高点和交通要道，阻截敌兵，接应援军，以求达到扼敌喉，扮敌背，分而歼之的目的。起义即将开始时，因兵力不足，黄兴又运用这一战术原则，分兵四路，占领要地，体现了黄兴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战术策略。
三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从起义方略的制定到各项准备工作，都在黄兴的亲自指挥下成为有机的序列，这在以往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武装起中是不多见的。但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异乎寻常的使命或和紧迫感以及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使其战略决策也有某些失当。
黄花岗起义之前，黄兴在三年间亲自指挥了七次武装起义，皆告失败。这些起义凝聚了革命党人多年的心血，也使同盟会在人力、财力等方面损失巨大。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黄兴更是“为之悲愤而懊丧不已”，这与当初“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心境可谓天壤之别，自然会出现心理上的不平衡，而产生急于求成的情绪，于是就有了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元气未还，财力匾乏的情况下，再次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决策。在决策中，黄兴对起义地点进行了反复推敲分析，但仍含有某些偏颇。一是过高地估计广州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和在起义中的作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新军疑虑甚重，严加监视，巡防营中的部分力量又很不可靠，就此而看，新军在起义中很难有所作为。二是没有积极的全盘指挥。在决策中曾提出待得广州后革命将经长江流域推向全国的计划，但对长江流域的发动和领导并未充分落实，只视其为响应之师，待其闻风响应。这对后来黄花岗起义的策应和武装起义胜利后黎元洪窃夺革命成果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三是在战术上对敌人的重视不够，起义的具体作战方案没有可行性的论证，也无应变的方案。四是准备工作仓促。筹款是起义成败的主要环节，有钱才能买武器，武装队伍。槟榔屿会议时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提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款项多一方，则筹备足一分”。黄兴等人分赴各地筹款，然而收效甚微，经过旬日努力，方见进展，因此黄兴对募捐华侨感恩不尽，发誓生死无俱，以身报国，他在给募捐华侨的信中说“此次大款之集，全赖兄弟慷慨毁家以纤急难。弟等深悉其艰苦之状，敢不勤励厥志，慎小其心，力求有成，勉尽公义，更冀有所以酬知己者也耶”。可见，心理本不平衡的黄兴，在筹款中又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便急于求成，破釜沉舟。尽管收款未齐，武器不足，意见分歧，事态的发展加上黄兴当时“状类狂痛”的非理智心态，黄花岗起义仓促而起，最终成为悲壮之举。
然而半年之后，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取得了成功，它标志着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勿庸置疑，这胜利是以往数次起义斗争的延续，尤其包含着黄花岗起义所产生的深远政治影响和所奠定的重要军事战略基础。谈及对武昌起义的影响，胡汉民曾评论道“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三月二十九之役为之先声。故从革命总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孙中山也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总之，尽管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充分显示出黄兴是一位身先士卒、兢兢业业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杰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和领导武装斗争的不朽功勋将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