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路运动几个问题的澄清——章立凡答时代周刊记者问

　　章立凡是中国著名的近代史学者，他对中国近代历史颇有研究。时代周刊就保路运动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保路运动研究的焦点，他的回答或将帮助我们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
　　时代周报：当年清政府在很多省份发放股金，但保路运动却在成都最先发起，这是什么原因？
　　章立凡：强行摊派应该是后来把事情搞大了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实际上，这起事件的爆发看似在四川、在成都，但前几年摊派股金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之所以后来在成都爆发，当然有成都的一些便利原因，如你刚才所说，茶楼这类地方比较容易聚集人等，最主要的还是老百姓对政府积怨多年，趁机全部爆发。
　　时代周报： 股金估计被挪用了多少？
　　章立凡：大概是两百万左右，和现在比，确实不算什么，但那时两百万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时代周报：你怎么评价盛宣怀这个人，他是促使“保路运动”发生的“罪魁祸首”吗？
　　章立凡：把所有的责任都让盛宣怀承担，有失公允，即使没有盛宣怀，以后还是会有李宣怀、王宣怀，终究还是会有那么一位始作俑者出现。其实盛宣怀主张把铁路收回国有，也有他的道理。一直到今天，铁路究竟是应该国有还是商有，也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国有，有它的优越性；商有，也有它的优越性，但局 限性也不小。比如修建铁路是一项耗费资金和时间的巨大工程，商办很难有政府的力量，即使是修建，也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时代周报：但在历史记载中包括很多文献，都把盛宣怀看成是引发“保路运动”的“祸首”。
　　章立凡：“保路运动”的确和盛宣怀的左右摇摆有关。企业家有几种类型，如张间，创造出一种发展环境。还有胡雪岩型，投靠政府，弄个红顶子。再就是盛宣怀类型，有新思想、新思维，但投机性极强，这类人最好就是让他经商，如果做官，危害就比较大。盛宣怀为商时，想办法让铁路商办，但为官后，又大力推进铁路归国有。显然，盛宣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哪边对自己有利益，就为哪边说话，最后导致百姓尤其是持有股金的百姓对他非常愤恨。其实盛宣怀既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政客，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就是亦政亦商的这么一个人。再有，股票本身就有风险，股民盈和亏都是正常，也应该自己承担，你凭什么只能盈，亏了就要让政府买单呢？这就是没道理的事情。
　　那为什么老百姓没道理了还要造反？很简单，老百姓觉得你一会可以国有一会可以民营，改来改去的。既然你不守规矩，那我们凭什么就守呢？我们也不守。 说白了，就是没有规矩，也不懂得制定规矩，大家都是乱来。反正政府就怕人多，人多出事就不好办，“法不责众”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词也只有汉语中有。
　　时代周报；在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查阅了一些史料，其实事情还没发展到不可挽回的程度。
　　章立凡：你说得很对。多米诺骨牌倒塌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次机会，手疾眼快一点，把后面的那块骨牌抽出来，也就没有连锁坍塌了。比如，政府可以宣布高价收购股金，或是延缓把铁路收回国有等，机会还多得很，但整个体制出了问题，明明知道可以用一些措施阻止骨牌连锁反应，就是没有去做。
　　时代周报：为什么？
　　章立凡：对自己没利益的事情，谁都不去想，即使想到了，也不去做，所以清政府眼看事态渐渐演化为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事件”，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有挽救措施，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已经给朝廷上了奏折，恳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可惜的是，上边并不买王人文的账，此时，保路运动已经一触即发了，即使后来不开枪不死人，“保路”这事儿也会发生。
　　时代周报：朝廷为什么不买王人文的账？
　　章力凡：朝廷太相信自己了，大清江山，稳如泰山，哪有那么容易撼动！结果，现在可以得出结论了，凡是看似牢固的江山，最后都是很容易撼动的，外界只要稍微给力，它自己就崩盘了。
　　时代周报：谈谈端方这个人。
　　章立凡：端方这个人实际上很贪婪，巨敛的时候不择手段，但“保路运动”和他关系不是很大。他是在带兵平定途中还没入川呢，就被杀掉。端方的被杀，最后还作为“保路运动”的闪光点载入史书，这是不应该的。“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在成都进行时，还是很平和的，但随着“袍哥”的加入，性质开始有了变化。 四川的“袍哥”是有传统的。帮会势力的介入使“保路运动”蒙上了另一种调子，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暴民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