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的来龙去脉：从成都茶园说起
非我族类 2017-09-05
虽然保路运动一直被作为一个里程碑一样的事件，但这主要是从它和之后的辛亥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这场运动就会发现许多和约定俗成的结论不同的东西，比如这场运动事实上并非源于崇高，而运动的主体更不是为了主权在抗争。这场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川保路运动
成都的茶园
成都人一向以懒散为名，体现“懒散”的方式之一是喝茶—喝茶间或“搓麻”—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对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乐此不疲。
喝茶和搓麻这两大成都人的爱好，多半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直接相关。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当空，春秋也没有北方漫卷黄沙的狂风，冬季亦温暖和煦。成都虽不靠临海边，空气倒无比湿润，四季堪称风调雨顺。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闲气质，即便“文革”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成都人也没有停止喝茶、打麻将。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园没有了，那就去街办或国营茶社，照旧二分钱一大碗。
无论私营还是公办，成都的茶园注定是一个大众聚会之地。蜀道自古就难，皇家的政令传进成都要历经月久，在没有电子传播的时代，茶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保路运动”尚未爆发之前，清朝政府以强行摊派或是承诺许愿的方式，向国内多个省份募集大额股金。众多省份之中，最后真正因不满股金被低价回收的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单单一场股金纠纷，最后却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一向懒散的成都人，这一次成了“保路运动”的急先锋。谁也不会想到，在推翻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时刻，是一个个成都茶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0年，高调的“义和团”最后以一曲愚昧至极的“爱国主义”悲歌自我完结。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此时就是再昏庸，也开始痛定思痛，变革被再次提上日程。中国的历史习惯轮回，此次变革，又和先前所有变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辙。王公贵族们并非意在改革体制，而是又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修建铁路。
当时中国拥有为数寥寥的几条既有铁路，多数控制在列强对手之下。修筑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清政府根本无法一次性提供修筑资金。但铁路是一定要修的，因为这事关“变革”、事关民众对大清的信心。此种情况下，两种修建模式出现：民间商办或借款兴办。
1903年，迟迟不能上马的“重点工程”已不能再无限期拖延。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上书，提出由四川民间集资建设川汉铁路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强烈支持，朝内有人好办事，随后不久，光绪皇帝下诏正式成立商部，并喻示“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又改为商办。1909年，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摊派集资。
至此，就股权而言，所有四川人，凡是有川汉铁路股金者，这时已无分贫富贵贱。股权如绳索，把大家一起绑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之上——虽然川汉铁路最后并未修成。
大家同在一列车上，川汉铁路的利益将左右每个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过一场场异常艰难的谈判，张之洞终于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赎金价虽高，但粤汉可是货真价实，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后，清政府将其交由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似乎一切都向着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发展。
铁路私有与国有之争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具“性格特征”的人物，他在官、商之间自如转换，唯利是图。此人不是标准的政客，亦非成功的商人，但却既谙熟官场政治，又明白通商互利，且具洋务经验。正是这样一个手段巧妙、处事圆滑的人，被安排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
此时盛宣怀身为官商，大力反对民间商办铁路，极力主张铁路国有，并推行借外债筑铁路的手段。或许是太熟悉商人同行们的心态，他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靠不住。盛宣怀说这些话时忘记自己身在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多为小农身世、安于现状；他更应该明白不善于通商的中国人，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
中国的众多商人，早已觉得盛宣怀的主张不可取——利益之争在此时得到证明—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
盛宣怀的外债主张被彻底否决，川汉铁路最后成了“商办”，股金也在国内发行，股金发行中基本又以强行摊派为主。因民众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许诺自古有先，平时惯于放出爱国豪言壮志的商人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见到利润，自然不肯提前把钱放出去——真正的股金，于是多数被摊派到平民百姓身上。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筑铁路而不是体制革新的变革之路迟早会出麻烦。1907年，根据各省陆续汇集到朝廷的调查报告显示，自铁路商办运行以来，各地官绅谁也无法统筹全局，内讧、内斗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体制不畅又使人才缺乏。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监督，很多集资被挪用拿去炒股，浪费、贪污更比比皆是。
一边是股金被肆意滥用，一边是需要修筑铁路的湖南、湖北集款无着。
眼见亏空的坑越来越大，1911年5月，在盛宣怀幕后的极力奔走游说下，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民众尚未反应过来，清政府又迅速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并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清政府还规定两路的修建将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将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并非所有革命都源于崇高
时值两路修筑本身巨额亏损，竣工又遥遥无期，清政府虽然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业股票，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各省间商股亏损程度并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赎回时给予的条件也不相同—湖南湖北高，广东次之。其间，股民、商民虽有抗议，但因政府维稳迅速，抗议之风很快得到平息。残喘过后，再次苟延，至于挺到何时，无人考虑。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麻烦出在了四川。在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亏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经理参与投机墨西哥橡胶股票造成。更麻烦的是，清政府并不认可这笔亏空。
真正到了应该共同承担的时刻，却连一个负责担事的人都找不到。
其实回过头来，用现在的眼光看，法制社会应一切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股金亏盈都属常态，赚了是你的，亏空也该股民自己承担，这是走到哪儿都属天经地义的事。但那时候是人治社会，没有规矩可讲，麻烦彻底降临：既然公司都可以一会商办一会国有，那好，股民也大可不必讲规矩，股民们不能输，必须盈！
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保路运动”的目标和意义，就和历史课本里讲述的多有不同。实际上，并非每场革命的意义都是崇高。“保路运动”之所以在四川(成都)爆发，起源于当事人要为自身的利益(股金)而抗争。川人多为移民，主权意识相对淡化，但维权意识强烈，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而川汉铁路股份的持有者中，很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每一文钱都是救命根子。最后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群情自然激昂，茶园成了星星之火，眼看就要燎原。
这时，一个聪明人看到了要出“大事”的端倪，此人是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王人文久居成都，深谙成都人做事之“德行”，他速奏清朝廷，希望暂缓接收川汉铁路的速度。历史写到这里，不难看出，王人文的这份奏折，虽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后的倒掉，却能延缓埋葬王朝的葬礼的发生。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按照他的奏折处理事件，或许历史将重新改写。
然而，历史拒绝重来—体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护理总督等来的不是表彰，是朝廷的厉声申斥。
1911年6月17日，成都人不再满足在茶园里商谈国事，他们走出茶园，两千余人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并开始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同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带动下，全川各地“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清政府再次反应迟钝。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召开后，原先的“文明争路”思路被激奋的暴民们忽略了。抗争正式升级，由平和转为激烈，罢市、罢课，风起云涌。到了9月，已发展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
犹如多米诺骨牌，清政府的昏招一个接着一个，既不派人出来对话也不曾有人出来表示。相反，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今成都蜀都大道“熊猫大厦”附近)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赵尔丰利令智昏，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民众死难三十余人。
形势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
端方之死
端方，字午桥，号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
端方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他认为晚清的中国必须变革，但不能激进，要渐进。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自己在篆刻领域亦享有极高声誉。1911年，正当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之际，端方被朝廷委任为铁路督办，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和“保路运动”的组织交战正酣之时，端方却又接到命令，带领湖北新军的两个团入川，协助赵尔丰剿匪，平定叛乱。
作为聪明之人，端方清楚得很，他知道，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保路同志军”声势虽然浩大，但多由非军人的乌合之众组成，缺乏号令，没有训练，如战事旷日持久，或许将作鸟兽散。
于是，端方的方针是等待，在等待中静观局势变化，等到清军和“保路运动”的同志军两败俱伤后，自己再来收拾残局。但端方没想到，四川的仗还没打完，武昌倒先变了天。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的官兵眷属大多都在湖北，手下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去四川打仗了。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端方下属的两团人马发生哗变。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擒端方，并把他的头割下，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作为“效忠礼”送给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
端方死得太冤了。端方之死和 “保路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而那些“保路运动”的急先锋们，居然还把端方被斩说成是“保路运动”的最大成果。这一说法延续至今，仍旧存在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激进的变革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暴民运动。如何变革而不激进、纳新而又循序，恐怕是当下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事情。
四川保路运动
成都人一向以懒散为名，体现“懒散”的方式之一是喝茶—喝茶间或“搓麻”—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对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乐此不疲。
喝茶和搓麻这两大成都人的爱好，多半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直接相关。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当空，春秋也没有北方漫卷黄沙的狂风，冬季亦温暖和煦。成都虽不靠临海边，空气倒无比湿润，四季堪称风调雨顺。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闲气质，即便“文革”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成都人也没有停止喝茶、打麻将。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园没有了，那就去街办或国营茶社，照旧二分钱一大碗。
无论私营还是公办，成都的茶园注定是一个大众聚会之地。蜀道自古就难，皇家的政令传进成都要历经月久，在没有电子传播的时代，茶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保路运动”尚未爆发之前，清朝政府以强行摊派或是承诺许愿的方式，向国内多个省份募集大额股金。众多省份之中，最后真正因不满股金被低价回收的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单单一场股金纠纷，最后却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一向懒散的成都人，这一次成了“保路运动”的急先锋。谁也不会想到，在推翻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时刻，是一个个成都茶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0年，高调的“义和团”最后以一曲愚昧至极的“爱国主义”悲歌自我完结。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此时就是再昏庸，也开始痛定思痛，变革被再次提上日程。中国的历史习惯轮回，此次变革，又和先前所有变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辙。王公贵族们并非意在改革体制，而是又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修建铁路。
当时中国拥有为数寥寥的几条既有铁路，多数控制在列强对手之下。修筑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清政府根本无法一次性提供修筑资金。但铁路是一定要修的，因为这事关“变革”、事关民众对大清的信心。此种情况下，两种修建模式出现：民间商办或借款兴办。
1903年，迟迟不能上马的“重点工程”已不能再无限期拖延。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上书，提出由四川民间集资建设川汉铁路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强烈支持，朝内有人好办事，随后不久，光绪皇帝下诏正式成立商部，并喻示“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又改为商办。1909年，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摊派集资。
至此，就股权而言，所有四川人，凡是有川汉铁路股金者，这时已无分贫富贵贱。股权如绳索，把大家一起绑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之上——虽然川汉铁路最后并未修成。
大家同在一列车上，川汉铁路的利益将左右每个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过一场场异常艰难的谈判，张之洞终于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赎金价虽高，但粤汉可是货真价实，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后，清政府将其交由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似乎一切都向着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发展。
铁路私有与国有之争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具“性格特征”的人物，他在官、商之间自如转换，唯利是图。此人不是标准的政客，亦非成功的商人，但却既谙熟官场政治，又明白通商互利，且具洋务经验。正是这样一个手段巧妙、处事圆滑的人，被安排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
此时盛宣怀身为官商，大力反对民间商办铁路，极力主张铁路国有，并推行借外债筑铁路的手段。或许是太熟悉商人同行们的心态，他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靠不住。盛宣怀说这些话时忘记自己身在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多为小农身世、安于现状；他更应该明白不善于通商的中国人，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
中国的众多商人，早已觉得盛宣怀的主张不可取——利益之争在此时得到证明—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
盛宣怀的外债主张被彻底否决，川汉铁路最后成了“商办”，股金也在国内发行，股金发行中基本又以强行摊派为主。因民众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许诺自古有先，平时惯于放出爱国豪言壮志的商人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见到利润，自然不肯提前把钱放出去——真正的股金，于是多数被摊派到平民百姓身上。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筑铁路而不是体制革新的变革之路迟早会出麻烦。1907年，根据各省陆续汇集到朝廷的调查报告显示，自铁路商办运行以来，各地官绅谁也无法统筹全局，内讧、内斗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体制不畅又使人才缺乏。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监督，很多集资被挪用拿去炒股，浪费、贪污更比比皆是。
一边是股金被肆意滥用，一边是需要修筑铁路的湖南、湖北集款无着。
眼见亏空的坑越来越大，1911年5月，在盛宣怀幕后的极力奔走游说下，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民众尚未反应过来，清政府又迅速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并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清政府还规定两路的修建将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将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并非所有革命都源于崇高
时值两路修筑本身巨额亏损，竣工又遥遥无期，清政府虽然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业股票，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各省间商股亏损程度并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赎回时给予的条件也不相同—湖南湖北高，广东次之。其间，股民、商民虽有抗议，但因政府维稳迅速，抗议之风很快得到平息。残喘过后，再次苟延，至于挺到何时，无人考虑。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麻烦出在了四川。在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亏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经理参与投机墨西哥橡胶股票造成。更麻烦的是，清政府并不认可这笔亏空。
真正到了应该共同承担的时刻，却连一个负责担事的人都找不到。
其实回过头来，用现在的眼光看，法制社会应一切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股金亏盈都属常态，赚了是你的，亏空也该股民自己承担，这是走到哪儿都属天经地义的事。但那时候是人治社会，没有规矩可讲，麻烦彻底降临：既然公司都可以一会商办一会国有，那好，股民也大可不必讲规矩，股民们不能输，必须盈！
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保路运动”的目标和意义，就和历史课本里讲述的多有不同。实际上，并非每场革命的意义都是崇高。“保路运动”之所以在四川(成都)爆发，起源于当事人要为自身的利益(股金)而抗争。川人多为移民，主权意识相对淡化，但维权意识强烈，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而川汉铁路股份的持有者中，很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每一文钱都是救命根子。最后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群情自然激昂，茶园成了星星之火，眼看就要燎原。
这时，一个聪明人看到了要出“大事”的端倪，此人是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王人文久居成都，深谙成都人做事之“德行”，他速奏清朝廷，希望暂缓接收川汉铁路的速度。历史写到这里，不难看出，王人文的这份奏折，虽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后的倒掉，却能延缓埋葬王朝的葬礼的发生。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按照他的奏折处理事件，或许历史将重新改写。
然而，历史拒绝重来—体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护理总督等来的不是表彰，是朝廷的厉声申斥。
1911年6月17日，成都人不再满足在茶园里商谈国事，他们走出茶园，两千余人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并开始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同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带动下，全川各地“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清政府再次反应迟钝。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召开后，原先的“文明争路”思路被激奋的暴民们忽略了。抗争正式升级，由平和转为激烈，罢市、罢课，风起云涌。到了9月，已发展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
犹如多米诺骨牌，清政府的昏招一个接着一个，既不派人出来对话也不曾有人出来表示。相反，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今成都蜀都大道“熊猫大厦”附近)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赵尔丰利令智昏，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民众死难三十余人。
形势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
端方之死
端方，字午桥，号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
端方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他认为晚清的中国必须变革，但不能激进，要渐进。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自己在篆刻领域亦享有极高声誉。1911年，正当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之际，端方被朝廷委任为铁路督办，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和“保路运动”的组织交战正酣之时，端方却又接到命令，带领湖北新军的两个团入川，协助赵尔丰剿匪，平定叛乱。
作为聪明之人，端方清楚得很，他知道，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保路同志军”声势虽然浩大，但多由非军人的乌合之众组成，缺乏号令，没有训练，如战事旷日持久，或许将作鸟兽散。
于是，端方的方针是等待，在等待中静观局势变化，等到清军和“保路运动”的同志军两败俱伤后，自己再来收拾残局。但端方没想到，四川的仗还没打完，武昌倒先变了天。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的官兵眷属大多都在湖北，手下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去四川打仗了。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端方下属的两团人马发生哗变。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擒端方，并把他的头割下，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作为“效忠礼”送给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
端方死得太冤了。端方之死和 “保路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而那些“保路运动”的急先锋们，居然还把端方被斩说成是“保路运动”的最大成果。这一说法延续至今，仍旧存在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激进的变革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暴民运动。如何变革而不激进、纳新而又循序，恐怕是当下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