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实际上是清政府改革失败导致的
非我族类 2017-08-24
保路运动
宪政，工具化的悲剧
历史学是一门常思常新的学问，而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理性水平往往与其历史观相联系，在革命的话语之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就一直在为革命做准备，清帝国所谓的“新政”也好，“预备立宪”也罢，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这段历史似乎可以被当做“盲肠”一样割掉，雪珥先生则恰恰看到了这场改革之于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意义：千古犹行秦政，而就在清帝国最后的十多年，这种政治体制开始了松动，中国加入了宪政的世界潮流。
1909年距离清帝国灭亡不足三年，这本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爱新觉罗家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得以“软着陆”，而皇室的“退位诏书”被认为有“光荣革命”的含义。雪珥认为，满清皇室得以善终的原因与皇室改革派的宽容大度不无关系，包括对保皇派、革命派的暗杀行动，都采取了一种罕见的“能容”。用宿命论的观点，这可能是善有善报吧。1909年满清帝国正经历着权力的代际更替，新皇帝还没有成年，而摄政王载沣算是“80后”（1880年代出生），他的几个兄弟掌握核心权力部门，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的那一代人基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曾经的清流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朝堂之争，变成了改革与革命的赛跑。宪政、民主、共和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一点上朝野上下还是有共识的，真正的区别在于谁来主导这场变革。
新领导层上台之后，加快了改革的速度，上任伊始便发布了推动各省设立咨议局的谕旨，这是向地方放权的重要举措。咨议局相当于立法机构，三权分立的原则已经被中央政府接受，先在省一级进行试验。当然议员的选举是有条件的：有知识、有文化、有资金的人可以参选，有人认为这一届咨议局的“质量”远远比民国时期的议会高。中央政府之所以督促各省设立咨议局，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牵制封疆大吏的权力。自19世纪中叶，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内忧外患，中央政府难以抵御“长毛”与“红毛”，地方政府获得了收税、练兵的权利。
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央政府对改革还有所顾忌的话，那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改革自强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一个宪政国家打败了一个专制国家，这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对日俄战争的一个分析，中国欲摆脱列强的欺辱，那只有宪政一途。行宪是强国的手段和工具，不需几年，中国便可跻身强国之列。这不过是救亡压倒一切的表现，为了强国而试验不同的药方，而且会将药方化约为一句口号或者一个主义，真理压倒了常识，这可能就是宣统朝改革的悲剧根源所在。
应该承认，清帝国的执政者对宪政还是有相当的体认，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报告乃出自梁启超之手，虽然戊戌变法没有推行下去，但是梁启超应该是那个时代对政治体制最有研究的人之一。宪政的机理在于分权与制衡，形成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政治纽带，选举、司法独立、地方自治都是宪政的要素，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药材”怎么才能熬出一碗救国的“药汁”呢？咨议局成立之后，的确制约了地方长官的权力，因为预算的权力归咨议局，但是咨议局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到北京请愿，希望尽快启动中央层面的立法机构选举。最终，行宪意味着整个权威资源的重塑，政治秩序也将为之一变。
实施宪政的前提是需要政治权威资源，尤其是保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否则地方自治会变成地方自立。中央权威来源于兵权和财权，在改革过程中，训练的新军被革命党人渗透或者成为私人化的武装力量，袁世凯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并没有随着1909年下野而消失。而财政资源的汲取并没有随着改革推进而增加，中央大员空有改革的蓝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连重建海军这样的事情，各地方政府只是出言而不出钱。更要命的是，中央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处处需要钱，教育、市政，甚至户口调查都需要花钱，借着中央改革的春风，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搜刮民脂民膏，改革的红利变成了黑利，中央财政资源没增加，但老百姓却不得不忍受苛捐杂税，钱哪儿去了？都到了各级官吏的腰包里面。腐败，无处不在，宪政成为贪腐自肥的借口。
改革的节律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已经是当下中国的共识，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增长再起航的砝码。那改革就能释放红利吗？雪珥在《改革都有红利吗？》一书中做了具体的分析，有清一代，立国260多年，可以分为5个阶段，而康雍乾三世进行的改革还是承袭了传统中国政治的套路，到乾隆后期，帝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潜在危机之中，嘉庆和道光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有效的改革扭转颓势。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以后发优势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中国也尝到了现代化的甜果子，东亚第一大海军也使帝国很有面子，最后一次改革起于1901年的“新政”，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改革者决定下河“泅渡”到国富民强的彼岸，不幸的是，这个王朝溺水而亡。
第五次改革为什么让清帝国进入了坟墓呢？首先应该承认清帝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挑战，而且是武装到了牙齿。中国既有的政治制度不足以应对这场挑战，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完了，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也难以发展。如何开启改革的大门呢？这就是改革的艺术，改革是一种平衡艺术，需要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形塑新的利益格局。
戊戌变法是一群读书人的激进革命，百日维新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下达新的改革方案，不管这个社会能否承担得起，胡子眉毛一把抓。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改革团队，康梁一群人都缺少政治经验，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义和团的动乱进而引发八国联军侵华让慈禧太后落荒而逃，这两件事情也检测了一下改革的方向，极左极右都是要害死人的，中道改革是比较可行的，所以要“预备”立宪。
无论何种改革都需要人，需要精英的共识，而晚清的宪政理想嫁接在一个帝国的官僚机器之上。1905年科举制度被取消之后，精英缺少了一个上升的渠道，这至少造成了两个不利的效果：一是很多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二是官场上腐败更加严重，因为任命官员靠举荐，这就失掉了公平性，形成不同的圈子。而急于求成的改革者任命了不少“半吊子”“海龟”，结果这些人只从东洋学到了几个名词和概念回来，便开始谋划国政。精英阶层的分裂使改革难以贯彻下去，而不能进入权力场的精英则成为体制的反叛者。
宪政核心是法治，法治意味着一种非人格化的规则与秩序建立起来，需要企业、个人有种自制意识。公理、契约精神在晚清最后几年是稀缺的，每个人都抱着弃船逃跑的心理捞取财富，股市就是圈钱的场所，炒股只是短线操作，没有人愿意做股东，政府发债等同于“认捐”，投机的官僚为了升迁就当是捐款了，这样中央政府的信誉也就被透支了。虽然中国那时已经建立了若干民企，但是却没有企业家，更不用谈企业家精神，通过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被挪用甚至挥霍。
最典型的是四川的护路运动（编者按：即保路运动），被后世认为这是爱国行为，但是真相却是这个公司账面上欠了很多钱，执掌企业的人要求中央政府把这个窟窿堵上，结果被拒绝，于是就煽动舆论来“护路”。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被滥用了，当湖北新军入川“维稳”的时候，辛亥革命来了，一声枪响，各省顺势“革命”，共和取代了帝制，但是缺少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的社会，如何共和呢？
利益格局失衡、改革节奏凌乱，加上各种主义盛行，晚清的改革没有改成功，却把自己革掉了。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