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有什么关系？
山南慕北 2016-09-01
印度支那战争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有什么关系
第一，抗法战争时期（1950-1954）
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苏两国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共同商讨越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项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并明确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此后，中国不仅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而且还给以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同时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在中苏两国的道义支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援助下，抗法战场上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抗美战争前期（1961-1964）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军事目标就同美国在印支寻求的目标产生了抵触。中越努力实现印支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保住整个越南北部，将之作为基地，完成下一步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美国的既定方针则是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实际决定了中越两国要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实际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此后至1964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前期，面对越南南方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在美国的战争威胁面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国于1962年夏开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援助，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中越同心协力，矛头一致向美。
而中国方面，为了维护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在对越外交政策中加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如1960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来自第三国的援助。邓小平还以中国向越南提供1亿元为交换条件，要求越方拒绝接受苏联的任何形式的援助。此外，中国对越南在中苏分歧中的调和立场，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此期的美国还并未充分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真正含义，而且由于中国继续保持对美的敌视态度，使中苏离异的迹象没有成为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美国这时注重的依然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在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既如腊斯克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北京和河内舍弃南越地区，我们将打道回府；否则，我们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了。终于，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加速了将战争升级的步伐。
第三，抗美战争中期（1965-1969）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越南则是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在此过程中，中越分歧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找到了苏联这个新的靠山。
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
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