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任何革命都是要流血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期间就有不少满人被杀害,或上层满人或下层百姓。
辛亥革命死了多少满人?
起义爆发后,测绘学堂的革命学生试图杀死他们的旗籍同学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杀戮会吓走学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据第三十标的革命士兵鲁祖轸回忆,当时他们所在标(标相当于团)的各棚都有一两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负责解决,起义时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刘秉钧负责结果一名叫双璧的旗兵,但当他紧跟在双璧的后面,待机动手时,“我棚正目陈佐黄见我迟慢,即高举枪托猛击双璧头顶,原期结果性命,不料枪托稍偏左,双璧顺势滚下楼梯,一溜烟向第一营旗兵营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驻防地,但随着清末新政的铺开,一些满人(主要是荆州八旗)因为各种原因而移居到这个省会城市。从1904年起,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第三十步兵标(团),其中第一营中的两个队(每营共四队,每队大概150人)和第二、三营的各一个队,大概一个营的兵力为旗兵构成,他们的统领也是满人。第三十一标也有一个队的旗兵,另外大概还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队或军事学堂。尽管这些人在当晚的起义中没有抵抗(或来不及抵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杀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均被杀害,八旗会馆也被完全摧毁。第二天的早上,当十八星旗飘扬在原总督衙门时,满人们的尸体也堆满了邻近的街道。
据武昌起义者的回忆,“革命党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杀掉,就是送到革命军政府枪毙,很少幸存下来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讲话。越是不讲话反而越是证明是旗兵。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首义后两天,还有不少的旗兵四处窜扰,间或也有少数人趁火打劫,同学萧杰臣、刘邦钦、傅人俊、王兆鸿等,联合部队在长街刘天保对面某住宅内,拿获枪械齐全的旗兵十余人,当即枪决。江学行、李春山等亦随蔡等出营,沿途消灭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讳言,革命总是伴随着血腥、杀戮与混乱的,即便是号称“和平的、代价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进行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颂扬的东西。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熊秉坤曾回忆说,12日的反满暴力达到了顶峰,那天的杀戮是如此的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多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而拒绝了,直到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出面干涉后,军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这种杀戮。尽管他们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列强在这场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记者于14日来到武昌,他“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则在巡视武昌后估计有四五百名满人在起义后的前三天被杀,由于担心传染疾病,受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亚伯则声称,有四百名“满人士兵”被杀,另有三百名被关押在监狱,大约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为过早的释放而在回荆州的途中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认为,对武昌的满人来说,“那差不多就是屠杀”。
香港总督为什么不支持辛亥革命?
这位英国女王派遣的第12任港督,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甚为关注,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话神州》一书中,他把古老的中国比作“沉睡的东方巨人”,预言“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
然而,当立志推翻其清政府的同盟会成员来香港募捐时,却遭到这位香港总督的极力排斥,他严格限制香港同胞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下令港府驱逐
孙中山出境。
这位看好中国“狮吼”的总督,何以不为神州的巨变做些什么,甚至还帮着中国腐败政府开倒车呢?
这就首先弄清他来到中国的使命。
在被大英帝国征服的国家,总督独揽军政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俨然当地“太上皇”。地位“仅次于上帝”。所有议案或法案最终需要得到他同意并签署才可通过。总督在所有议案上也有“最终否决权”。
即便从21世纪的角度观察,英法宪政也并无落伍之处,甚至一直充当政治文明的主流正宗,然而,20世纪之前,英国本土与大英帝国却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
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英国思想家、《国富论》作者)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总督是英国女王的代理人,必须按女王意愿行事。虽然是从“自由国家”派出的大员,但是他们在当地的主要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为本国攫取利益。
英国对征服地治理上,强化了“二分法”、“等级制”。 “二分法”使总督高高在上,成为主宰一切的“狼王”,“等级制”把征服地的人民变成“羊群”。从征服之日起, 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英国思想家、《国富论》作者)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总督在香港如是,在印度亦如是。这种总督制虽然“主权意识”浓厚,但在治理上,强化了“二分法”、“等级制”。这些总督对征服地并不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实行另外“本土化”的政治管理,香港印度的总督由英王派,不由内阁派。
基于此,总督必然秉承英国皇室的意旨,忠实执行英国政府的政策,为英格兰攫取巨大的利益。譬如统治香港的28个港督,尽管在各人经历、作风、民望、功过有所不同,但在维护殖民统治、谋取政治利益却具有共性。
大英帝国被称为“垄断帝国”。为了让“垄断”天长地久,显然“弱皇帝弱中国”才更符合于女王及其总督的胃口。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共和的大中国,而是希望中国一直不要醒过来。
所以就不难理解,20世纪初叶,卜力这些港督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不是支持力挺,而是配合清政府阻止中国民主和民族革命。虽然他们也看那清朝帮腐朽权贵不顺眼,但为了利益,还是站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