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有一半功劳是立宪派？帮会曾是辛亥革命主力军？
山南慕北 2016-08-19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有一半功劳是立宪派？
立宪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党与立宪派在面对清廷的问题上积怨已久，互为仇雠。一个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以建共和；一个反对革命，主张在君主的框架下推进立宪。清政府和革命党是死对头，但和立宪派在体制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因此，清末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争斗之外，立宪派作为第三方就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时局骤变的紧要关头，它选择谁，谁就更容易获胜。这里不假设当时立宪派如果选择清政府，革命是否还能撑得下去。从史实上看，同样发生在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已经惨败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溃不成军于后。这三次由革命党经营的武装暴动，恰数武昌这一次最意外、规模最小、准备最不充分，何以它一声枪响，四个月后清政府便涣然解体？这里，关键就在于立宪派选择了革命党，从军事迅速扩展到政治，从而最终形成倒清之势。
武昌首义，群龙无首，而且各地也没有彼此策动，革命不可能在两三省孤立获得胜利。这时革命党不得已推出了新军旅长黎元洪，黎氏实在不看好这场暴动，因为在军事上它没有胜算的可能。然而，属于立宪派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因时而动，他出面邀请黎和革命军代表到咨议局商议湖北独立并组织政府事。结果黎由咨议局推选为都督，湖北正式从清廷中独立出来。独立后的汤化龙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呼吁各地响应独立。这一极具开拓性的举措，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响应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是属于革命党的焦达峰，但他左右不了湖南局面，只不过十来天就被手下的军人枪杀。再次被推选出来的都督是名孚众望的谭延闿，谭是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也是立宪派领袖之一。他不但能稳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积极视线向外，推动他省独立。这是他手下议员给他的建议：“同盟会势力虽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时并举。公既出，事无中止，当飞书知旧，乘时响应。”谭深以为然，既驰电又派人，到各地运作。结果，两湖领先，各地立宪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个半月，有十四省先后独立。这不啻是一幅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立宪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独立的基本就是咨议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动，它有北洋；但北洋也无法面对一省又一省的独立。因此是政治而非军事最终拖垮了清政府，辛亥的功劳簿上，至少有一半应该属于立宪派。这庶几是一桩长期被遮蔽了的史实。
袁世凯斜刺里叛出
如果说立宪派在当时起到了政治中轴的作用，加上素往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就在所难免了。革命就是砍人头，这里的不彻底，正如鲁迅后来总结辛亥经验一样：“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于是，鲁迅慨叹革命党没有杀尽敌人在前，以致后来反受其累。确实，当时革命都督焦达峰就主张在湖南动杀，是谭延闿制止了他：“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前此，立宪派就是为了避免革命引发内战从而导致双方大开杀戒，才反对以暴力求共和，并宁可走虚君缓进的道路。这条路如果辛亥枪声不响，必然走得下去。但，枪响不响不以立宪派的意志为转移；好在事变发生，立宪派能有效地契入时机，后发制人，顺别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可以看到，20世纪三大革命，以辛亥为首，它固然开世纪革命之惯例，但和后来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比，毕竟没有导致内战发生，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血流漂杵(除宁汉两地外)。以暴力革命始颜色革命终，在立宪派的作用下，以颜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了一次革命不彻底的革命。
不幸在于，立宪派和革命党联袂对付清廷；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从清廷那里斜刺叛出一个袁世凯，最后权力统统归袁。从革命党来讲，所谓不彻底，莫过于是。但它又没有不交出政权的本钱，“非袁不可”，这话本身就出自革命党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识。对于立宪派，固然袁等于是他们推出来的，这也可见立宪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遗憾在于，袁世凯不是在虚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这就为他以后的独裁埋下了伏笔。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彻底，立宪也半吊。虚君的框架下，袁世凯可能觊觎总统乃至皇帝吗，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没有了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胆问鼎。因此，从体制选择的角度看，真正帮袁大忙的，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党孜孜以求的“共和”。
这不是孤例，共和极有可能成为专制的温床(此即梁启超忧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专制”)。放眼亚、非、中南美，几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凯这样的大独裁者。相反，这种情况在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差不多没有。这也正是当年立宪派所以选择虚君道路的缘由。
帮会曾是辛亥革命主力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秘密社会的存在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譬如其一贯以“忠义豪侠、急人之急”等传统理念相号召，又以“仁义礼智、五伦八德”等信条作为基础价值观，因而在弱势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会党的巨大力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如萍浏醴起义时的“洪江会”即设有“内外八堂”(“内八堂”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外八堂”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外八堂”下还设有“红旗”、“跑风”各职，分别掌管组织、侦候、通讯等职；二是定有严格的纪律约章，譬如四川哥老会(“袍哥”)即规定有十八条罪行，如不孝父母、不敬长上、殴打亲属、调戏妇女等，一旦触犯，就要受到“剽刀”、“碰钉”、“三刀六个眼”，“挂黑牌”等严厉惩处。
较之以往的帮会组织，清末会党又有三个新特点，一是重要成员大多出身行伍，曾接受过军事训练并具有一定的指挥作战能力，如四川、湖南等地的哥老会成员多有湘军或其他军队的从军背景；二是革命党渗透到江湖会党组织中，使其在“秘密社会”的性质之外平添了一份理想与革命的色彩；三是革命党组织将各地会党串联起来，形成了更大的反抗联盟，如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即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等各大会党联合了起来，在革命党人的组织引领下，会党就不再是一群骚动不安的乌合之众，而成为一支而极其凶险的组织力量。
尽管各级地方官员对会党情况有所警觉，但总体而言，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譬如庚子年前后的湖南巡抚俞廉三曾将称会党分子“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但这种情况在革命党人加入之后就大不一样了。革命党的举义大多是通过会党间接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势必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由此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