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惨烈的“血肉磨坊” 伪满洲国军队成日军先锋

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是抗战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被称为淞沪绞肉机。当时日军和国军双方都投入最精锐的重兵，集中数百架飞机和数百门火炮，参战的日军军舰也有40多艘。可以说，国军这方面无论海陆空三军都是不敌的，尤其火力上差别太大，完全被日军压制。

　　一战时期已经证明，战场上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伤亡来自于火炮等重武器或者说多人操作的武器，轻武器造成的伤亡是很有限的。那么基本只装备轻武器的国军的处境可想而知!当时国军靠什么支撑呢，说实在的就是，就是靠意志力，靠着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一股劲。中国自祸国殃民的清朝末年开始的百年国耻，让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他们愿意以死报国，宁死也不做奴役!也许有的朋友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三毛从军记》，说的就是三毛参加淞沪会战的故事。在一开始接受新兵训练的时候，训练的教官用浓重的山东腔说：日本鬼子大兵压境，我们是国难当头，这种关头谁也不能有一点犹豫，谁犹豫，就是他娘的孬种!不错，真正的中国人都不是孬种，就连三毛这样的流浪儿也知道学岳武穆，跟日本鬼子拼了，更不用说那些五尺高的汉子了。

　　可惜现代战争意志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并不能决定一切。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此次淞沪会战真是非常惨烈，国军为此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如果说德械师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是第一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进攻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全力阻止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在上海的登陆。这个阶段也称作反登陆阶段，整个过程相当的残酷和悲壮。

　　尤其罗店的战斗号称血肉磨坊，是激战中的激战。而另外日军主攻方向的宝山战斗也是激烈异常，号称人肉搅拌机。单纯一句激烈，惨烈，也许你感觉不到什么。用冯玉祥的话来描述一下吧!冯玉祥十几岁参军，戎马几十年，什么惨烈的战斗没有看过，心肠也绝对的硬。但回忆淞沪会战，冯老将军悲痛的说：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无数部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

　　冯玉祥的话，可谓是当时最好的描述。日本军部在得知上海的1万海军陆战队无法支持，随时可能覆灭以后，最终决定全力增援上海。同时，中国这边也在总动员，调动全国军队向上海进发。而两国动员运输的速度，可以最好的看出两国国力军力的巨大差距。日军由于军力国力强大，对于军队的动员能力和运输能力远比中国强大的多，他的增援是非常快速的，基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中日两军正式在上海开战是8月14日，仅仅4天后的18日，本来准备要在青岛登陆作战的日军横须贺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共两个大队约1400人就已经赶到上海增援。

　　而1天后的19日，另一股也准备在青岛登陆的佐世保的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2000多人赶到上海来。这两股生力军都是非常完整的成建制精锐部队，这近4000人的兵力勉强帮助上海的日军稳住了阵脚。要知道当时在上海主攻的国军不过是逐次赶到36师，87师，88师和98师一部，最终总兵力不过3万多人，后来也不过约5,6万人。而日军本来防御部队则有1万人，加上一边处于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防御，1个兵相当于进攻的3,4个国军，占了极大的便宜。

　　而且除了日军海军陆战队自己装备的大量重炮和坦克以外，日租界虹口和杨树浦核心工事背后1,2公里就是黄浦江，上面停靠着日本联合监督第3舰队的30多艘战舰，重炮总数数百门之多，是极为强力的火力支持，在加上东海上面四艘日本航空母舰，以及台湾地区的大约500多架飞机的空中支持，也基本掌握的制空权。

　　实际上，日军这1万人加上后来增援的4000多人加上海空军的重武器优势，其战斗力已经和这6万国军相当，国军在短短4天时间想要吃掉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因为国军德械部队进攻的英勇凶狠，日军在5日之内丢失了所有次要阵地，伤亡数千人，余部全部退守到以基础核心防御工事中死守。中国的炮兵，海军，空军也是尽了全力，空军甚至采用自杀性攻击，驾驶飞机直接撞向日本军舰。

　　而日本军部见上海危急，随即下令派遣部队，而由于日军上海指挥官长谷川清中将认为自己最多只能支持3到4天，根本无法支持到6天以后的2个增援师团的到来。日本军部被迫将已经准备起航的4000多精兵全部投入上海，虽然挽救了上海的日军，但由此也严重影响了日军在华北的作战。日军登陆青岛是3个多月后的事情了，当时淞沪会战已经早就结束了。

　　抗日战争中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国军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冶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厂五个较一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汉奸为祸之烈然而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中国!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国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一脚的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一是凇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营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分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问，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漂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二是武汉会战。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军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个。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倭寇西进的滑铁卢。然而，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八，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渡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占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拼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沦陷区里汉奸更是公开亮相1939年2月，倭寇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逑公开聚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双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本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道会”、“陆军报道会”、“大使馆报道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本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芝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