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后军阀混战孙中山难辞其咎 日本为什么保护孙中山
山南慕北 2016-08-08
二次革命后军阀混战孙中山难辞其咎
1913年6月，《大公报》转述《大陆报》的文章《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之问题》指出，宋案与借款案只是引线，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没有两案发生，国民党的计谋也早晚会发作。二次革命最后以中央政府北洋军击溃孙中山军队而告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才宣布承认帝制，大家要注意这个帝制不是封建皇帝，而是著名的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一种削弱，可袁同意了。袁世凯接到推戴书最后表示：“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也就是说二次革命的缘由根本不是袁世凯称帝，这就是一场武装叛变，夺取中央政权。
1915年12月25日，护国运动爆发，这实际上是两种民主体制(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对抗，当时的百姓无知，以为封建统治又回来了，最终把袁世凯推翻了，也为日本入侵埋下了祸根。
再来看善后大借款真相：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
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而且，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只有日本同意借款。1913年春，孙中山为筹措资金而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这真是贼喊捉贼啊。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孙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注定要失败。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日本黑龙会为什么保护孙中山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