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抗战时期中方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可谓鞠躬尽瘁,出力甚多。台儿庄大捷给予当时军队以及国人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愉悦,精神上的鼓舞。但是在大捷之后,蒋介石却不让人们大肆庆祝,这是为什么呢?
说起抗战的胜仗,一般人都会想起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因为写进教科书所以国人大多了解这两起战事。平型关战斗一直以来毙敌人数就争议不断,真正的首次“大捷”还要算台儿庄战役。在历时1个月的台儿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日军参战人数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
台儿庄一战,让李宗仁声名远播。因此,李宗仁及其桂军所发挥的作用则长期被放大,以至于此役一直被贴上“桂系”的标签,但参战的主力其实是中央军与西北军。战役开始阶段的滕县保卫战,参战的是第2集团军第122、124师,乃王铭章指挥的川军。而到临沂保卫战时,主力是庞炳勋、张自忠率领的西北军第40、59军。而桂系的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是在津浦线南段一带防备、监视日军救援部队,桂军远非主力。
据《李宗仁传》记载,台儿庄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举办了宣传周,印制了著名作家老舍写的大鼓词《抗战将领李宗仁》,颂扬了他领导的台儿庄大捷。功高震主,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社会对李宗仁的赞扬。使蒋介石不高兴,他让陈诚把有关这方面的宣传品收掉;蒋本人在武昌官邸得知街上欢闹、放爆竹庆祝台儿庄胜利时,对左右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
在后来的日本方面材料中,蒋介石当年对此役如下五点指示:“(1)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胜利带来骄傲。(2)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3)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4)所有宣传应努力报道事实,慎勿夸张。(5)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
如果说这些传记和日方材料的真实性还有待确认,而徐永昌(国军一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军令部部长等职)的两封函电,也表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台儿庄战役的宣传加以控制。
第一封函电写于1938年4月7日,“台庄之捷,薄海胪欢,惟爆竹庆贺,未免太早。盖军兴以来,失地数省,国府播迁,创巨痛深,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已非古圣戒罹之意,倘更有进于此者,将恐长人民浮嚣之气,而转为国际之窃笑也。钧座如以愚见为然,乞立饬制止,藉以静民气而蓄内劲,并手谕前方将领,勿以骤胜而骄,为敌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当,伏乞钧裁。”次日徐永昌再次致电蒋介石,更明确表示要控制宣传:“窃谓宣传文字播音,宜以端谨厚重为依归,而以轻薄浮夸为大戒,于痛詈日人,尤加慎焉。”
徐永昌4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蒋先生昨夜虽通电不令庆祝,但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回忆去岁卢沟桥战事之庆祝,真是既愧且罹。”可见徐的函电建议起了作用,只不过“语句不痛切,无甚大效”。
蒋介石在4月7日通电全国军民祝贺台儿庄大捷,称“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消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骄矜,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 蒋介石“不足以言庆祝”的态度,很多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想抑制桂系之声望。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在其著作中说,“有了蒋李间人声上的龃龉与竞争,蒋介石对于这次战役的看法,免不得要受‘忌才’的批判。”黄仁宇抗战时曾在国军中服役,他认为“从统帅部的角度来看,这战役的评价实在值得再检讨,就此也可以窥见蒋任统帅所面临指挥系统内若干问题。”也就是说,蒋介石对此战的评价,是出于其统帅的角度,而所面临和顾忌的问题犹多,“不令庆祝”也就可以理解了。徐永昌的进言函电中,也明确说,过度宣传会刺激日军,虚夸战果,会让民众对抗战之艰难产生错觉,这也就是统帅的顾虑。
蒋介石出于统帅的角度,不希望过分宣扬台儿庄战役之胜利,若言是抑制桂系,恐怕并非历史事实。一场大胜,国人不可能不欢喜,当时的宣传相当宏大,李宗仁就曾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而中共的新华日报等也发表社论庆祝,周恩来也说“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