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抗战
1933年3月9日至4月13日

　　东北三省沦陷之后，热河也被占领，日军军队马不停蹄，向关内进犯，长城抗战随即打响，喜峰口首当其冲。面对强敌压境，喜峰口的军民拼死反抗，战况之激烈可想而知。喜峰口大战打得悲壮而无畏，正是这种精神最终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33年3月9日，日军占领喜峰口，宋闻报派王长海团往援，从遵化到喜峰口一百余里路程，他们仅用了大半天，全程跑步前进，到达前线天已昏黑，该团官兵即刻投入战斗。夺回山头高地的同时，我军伤亡很大。1933年3月10日，面对日军主力的总攻，二十九军一0九旅行旅长赵登禹令部队伏于峰峦幽僻之处，伺敌兵近距战壕数十米时峰拥而出，与敌白刃相接。
　　3月11日，组织了第二次夜袭，这次共出动了4个团的兵力，战士们每人身背一把闪闪发亮的大刀。凌晨三时，战斗打响，赵登禹、佟泽光两位旅长身先士卒，在近距离的拼杀中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近千名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不少人撞在二十九军勇士们的刀口上。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一架，还有日军御赐军旗、地图、摄像机等。遭袭后的敌营里，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不少人半夜被惊醒“大刀队来了，快跑呀！”。此后，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
　　自“九一八”鬼子侵占东三省以来，这是日本受到的最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挽回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从此二十九军作为抗日雄师名扬长城内外，“据由敌地逃回百姓均谓，我华军不怕枪炮，新兵器皆无用等语”。
　　如此英勇的大刀队形象背后，则是血战的悲壮。越是英勇无畏的英雄，经历的越是艰苦卓绝的战斗。尽管喜峰口之役三个阶段战略重点各不相同，但一次次的战斗，几乎同样的惨烈。
　　战争的最初阶段，日军已先行占领东北长城高地，全线阵地受到威胁，二十九军希图尽快夺回长城阵地，“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作阵地，不求有功，只求能撑”。而敌人也志在必得，“炮火轰击，激战竟夜--数次肉搏，敌死伤甚众，终未得逞.......职军亦已全部增加拼死抵抗。现我官兵士气甚，.......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此役营长王宝良及8名排长阵亡，旅长赵登禹等15名军官受伤，士兵伤亡400余名。到了1933年3月14日，已扭转了正面战场的态势，“连日血战，敌以伤亡过重，士气馁败”。正面高地为我军王治帮旅完全占领。二十九军参谋耿德星言证：“（喜峰口战役）夜战打响后，日寇仓皇应战，敌人利用墙孔以歪把子机枪封锁道路，我攻击部队被杀伤的不少。......我二一七团九连战士，外号叫老毛子（忘其真实姓名），甘肃人，匍匐近敌，力握敌机枪而出。墙孔小，枪身粗，本不能出，但在死难战友面前，怒火填膺，国耻民恨集于一身，尽力一拉，墙倒枪出，不顾双手被枪管烤得骨焦肉烂，反枪毙敌，扫清前进道路，保证了我军全歼敌人的辉煌胜利。”《大公报》特派记者在前线看到：“（我军）虽遭受敌人之强烈炮火，亦不稍退。……吾军用手榴弹投掷较远之敌人，较近者则挥大刀砍杀，杀声震天，血光满地。”
　　是役第二个阶段，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白刃相接，血战终日”的情况时常发生，双方伤亡都较重。1933年3月17日，“敌以主力，向我山楂峪口阵地猛攻……我团李团长督战受伤，其余官兵伤亡亦重”。1933年3月19日，“见敌阵线动摇，亟令各部全线出击，前后夹击，血战终夜，……我官兵奋不顾身，拔刀冲入敌阵，砍杀无算……我受伤营长刘福祥、殷锡乾二员，其余官兵伤亡甚众”。二十九军将领之一王治邦口述：“拉锯战中，肉搏战异常惨烈，阵地上到处是殷红的血。”一次敌军集中炮火轰击我阵地时，“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山头阵地上，数百朵蘑菇云冲天而起，久久不散。……这次战斗惨烈异常。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不久，我军战壕多被炸平，上百名士兵牺牲，有的战士竟被活埋于战壕内。”罗文峪战后，敌人又向喜峰口以西进攻了数次，均未得逞，“日兵历次经我痛击，颇显惶恐状态”。但丧心病狂的日军同时开始了向中国人民的疯狂报复，“据士绅广平等哭诉，日军来时，逐户搜查，粮食、家具均被掠毁，更可惨者，老幼妇女，均被奸污，无一幸免，并枪杀居民八十余名。”据当时出版的《长城血战记》记载，前两个阶段的战斗，“官兵伤亡合计，共达四五千人”。即使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伤亡也是数以千计的。
　　进入四月初，日军改变战略，向滦东打开缺口。日军从长城防线右民办商震部第二十三军防守的冷口攻入，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两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但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全线已呈退却之势。
　　1933年4月11日，“早九时，敌以山炮、重机关枪掩护其步兵，向我摩天岭猛攻，冲锋数次，血战至下午四时，忽有敌一部抄至我左翼”。中国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3日，“敌仍以炮火、飞机向我阵地猛力轰炸，我阵地被毁殆尽”。二十九军势孤不支，不得不按照军分会的要求“放弃喜峰口、冷口”，于1933年4月13日奉何应钦之命“忍泪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