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
司马氏早在灭蜀之前即有灭吴的打算。公元262年(魏景元三年),司马昭提出了“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再并东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为实现先辈统一天下的遗愿,晋武帝司马炎从公元269年(晋泰始五年)起,即着手筹划灭吴。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厚待刘禅及诸葛亮等人的子孙,以巩固其在巴蜀的统治,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对吴国实行分化瓦解政策,以动摇其军心民心。改善内政,屯田积谷,安定边防。同时,优选将帅,调整部署,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属湖北);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仙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公元272年(泰始八年),晋武帝依羊祜之建议,复任王濬为益州刺史,旋又加封龙骧将军,都督益、梁州诸军事,命其在巴蜀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晋军所建造的大型战船,长120步,可装载二千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后命其加快造船进度。如原来王濬在巴蜀只奉令以五六百屯田兵造船,后来又增加各郡士兵一万人,一年就完成了造船任务,使王濬水军“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为实现“水陆并进”灭吴,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元276年(咸宁二年)十月,晋灭吴的准备基本完成。征南大将军羊祜奏请伐吴,指出伐吴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不失时机地向东吴进军,并根据“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的战略方针,提出了灭吴的部署。其要点是:针对吴军部署上东强西弱的情况,确定在徐、扬方向实行牵制,首先集中水陆主力夺取夏口以西地区,然后顺江而下,集中全力合击吴都建业。这一方针的好处是:水陆并进,多路齐发,可以充分发挥水陆军的优势,从薄弱而又重要的长江上中游横切纵割,一举粉碎吴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从而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司马炎接受了羊祜的建议,但由于西北鲜卑族首领起兵反晋,后方不稳,加之太尉贾充等的反对,使伐吴战争拖延了下来。
公元277年(咸宁三年)七月,又以都督豫州诸军事王浑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以镇南大将军司马亮为都督豫州诸军事,左将军胡奋为都督江北诸军事。
公元278年(咸宁四年)十一月,羊祜去世,晋武帝依羊祜生前所荐,以杜预继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孙吴方面,面对晋军进攻的严重威胁。一些大臣深感忧虑。他们认为吴国虽有长江天险,但“长江之限,不可久恃”,因此向孙皓建议,在政治上“省息百役,罢去苛扰”,“养民丰财”,以加强内部的安定和经济实力;在军事上,为防晋军从上游顺流而下,加强建平(郡治在今湖北秭归)、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西陵峡口)的防务。东吴名将陆抗指出:“西陵、建平,国之蕃表(屏障)”,“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因此,他担任乐乡都督后,请求庄西陵屯精兵三万人。公元272年(泰始八年),王濬在巴蜀造战船,大量碎木顺流而下,建平太守吾彦见后,知晋将发兵顺流而下,请求增强建平守备。公元274年(泰始十年),陆抗再次上疏,陈述加强建平、西陵防守的重要性。他说。“若其不然。深可忧也。”但是,这些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吴主孙皓认为晋无力攻吴,且吴有长江天险,难以攻破。因此他不修内政。暴虐如故。在军事上不重军备。放松长江上游的防务,当然更谈不上通盘的战略考虑和进行全面的防御准备了。
交战
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正月,安东将军王浑所统率的十多万大军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派出参军陈慎等率部分兵力攻击寻阳(今湖北武穴东北);派殄吴将军李纯率军向高望城(今江苏江浦西南)进攻吴军俞恭部。正月二十五日,李纯占领了高望城,击破俞恭军,推进至横江以东,夺占了渡江的有利渡场。与此同时,参军陈慎军攻取了阳濑乡,大败吴牙门将孔忠等。吴厉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等率部众降于晋军。
十一月,司马炎采用羊祜生前拟制的计划,发兵二十万,分六路进攻吴国:1.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自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方向进军;2.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州治在今安徽寿春),向江西(指今安徽和县方向),出横江渡口进军;3.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许昌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4.平南将军胡奋自荆州向夏口(今武汉市武昌)方向进军;5.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今属湖北)方向进军,尔后南下长江、湘水以南,直抵京广;6.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巴东(郡治在今四川奉节)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东下,直趋建业。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副,率中军驻襄阳,节度诸军;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总筹粮运。总的作战意图是:以司马伷、王浑两军直逼建业,牵制吴军主力,使其不能增援上游;以王戎、胡奋、杜预三军夺取夏口以西各战略要点,以策应王濬所率的七万水陆大军顺江而下;然后由王濬、司马伷、王浑军南下东进,夺取建业。这样的部署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吴国尚有兵力二十余万,就兵力对比而言,晋军南下的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只是吴军兵力分散于沿江和江南各地,晋军要分路予以各个击破,才能迅速灭吴。
二月,吴主孙皓得知晋王浑率大军南下,即命丞相张悌统率丹阳(今江苏南京)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兵3万,渡江迎战,以阻止晋军渡江。张悌军行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沈莹向其分析晋军来犯的形势时说:“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据此,沈莹建议,应集中兵力于采石,等待晋军前来决战,若能打败晋军,即可阻止晋军渡江,还可西上夺回失地。如若渡过江去与晋军决战,不幸失败,大势必将去矣。但张悌却认为,吴国的即将灭亡,人人早已看清,并非今天才知晓。这样,晋兵一至,众人心中必然恐惧,难以再整军出战。趁着如今晋大军未到,渡江与其决战,或许还有希望获胜。如若战败身亡,为国牺牲,也就死而无憾了。假如我能战胜,北方的敌人逃走,我军声威便会大震,那时乘胜南下,迎击西来之敌,定能制胜敌人。若依照你的计划,坐等敌人前来,恐怕部队早逃散了。于是,张悌决心率军渡江迎击晋军。
三月初,张悌军渡江后,于杨荷(今安徽和县)正遇王浑部将城阳都尉张乔率七千兵马赶到,张悌军随即将张乔军包围,张乔兵微势弱,便闭寨请降。副军师诸葛靓认为,张乔是以假投降行缓兵之计,拖延时日,等待后援,我应急速进兵予以歼灭。但张悌却主张放过他们,因为强敌在前,不可因小敌而出战。于是接受张乔投降后,率兵继续前进,随即与王浑主力部队之司马孙畴和扬州刺史周浚军列阵相对。吴将孙莹首先率领五千精锐向晋军攻击,三次冲击均未奏效,被晋军斩首二将,不得不退兵。晋军则乘吴军退兵混乱之机,以将军薛胜、蒋班率军追杀,吴军大败。此时,伪降之张乔军又从背后杀来,吴军溃败而逃。
诸葛靓见大势已去,收集败兵数百逃回江南。张悌不肯逃走,与沈莹、孙震力战而死,吴军三万多人,被斩近八千人,余皆逃散,晋军遂胜利推进至江边。此时,扬州别驾何恽向扬州刺史周浚建议说:“张悌率东吴三万精兵,被我歼灭,吴国上下震惊,现龙骧将军王濬已攻下武昌,乘胜东下,所向皆克,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应速挥军渡江,直捣建业,大军突然而至,定能不战而逼降东吴。”但王浑听到这一建议后则认为晋帝只命他出兵江北,以抗吴军,如果渡过长江,就是违背君命,即使作战获胜,也难以获赏;但若失败,必获重罪。于是,王浑坚持按原诏令,就地等待王濬军的到达,然后再统一节制王濬等军渡江作战。何恽再次向王浑建议说,将军身为上将,当见机而进,岂有事事等待诏命之理。王浑仍不听从。
琅邪王司马伷所率的一路大军,自正月出兵以来,迅速进至涂中后,令琅邪相刘弘率兵进抵长江,与建业隔江相峙,以牵制吴军;同时派长史王恒率诸军渡过长江,直攻建业。王恒军进展顺利,一一击破吴沿江守军,歼灭吴军五六万人,俘获吴督蔡机。王濬军在长江上中游获胜之后,便挥军顺流而下,三月十四日到达牛渚。当进至距建业西南五十里时,吴主孙皓才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一万前往迎击;但吴军此时已成惊弓之鸟,张象的部队一望见晋军的旌旗便不战而降。王濬的兵甲布满长江,旌旗映亮天空,声势十分盛大,继续向前推进。
原先吴主派往交趾征讨郭马的将军陶濬,行至武昌时,听到晋军大举进攻的消息,便停止去交趾,返回了建业,此时,吴主孙皓便授其符节,命其率军二万,迎击晋军。结果,二万军队出兵前夜便逃散一空。
结果
此时,王浑、王濬和司马伷等各路大军已逼近吴国京师建业长江的北岸,吴国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宴等交出印信符节,前往王浑军前投降。吴主孙皓见自己内部已分崩离析,便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人的计策,分别派遣使者送信给王浑、王濬、司马伷,请求降服,企图挑唆三人互相争功,引起晋军内部分裂。使者先把印玺送给司马伷。王濬此时正挥军直进,三月十五日行至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时,王浑派使者命其暂停进军,王濬不理,借口风太大,无法停船为由,扯起风帆直冲建业。当日,王濬统率水陆八万之众,方舟百里,进入建业。吴主孙皓反绑双手、拉着棺木,前往王濬军门投降。至此,晋军连克东吴四州、四十三郡,降服吴军二十三万,东吴政权宣告灭亡,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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