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执政早期励精图治、政治抱负远大，加上贞观之治到武周之治奠定的良好基础，实现了“开元盛世”的时代。开元盛世让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
开元盛世是哪个朝代？
开元盛世是唐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造的盛世。
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疆域上
在开元盛世鼎盛时时期，中亚的绿洲地带亦受大唐支配，一度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5] ，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6] 。 据保守估计，其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
政治上
改革机构
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重用贤臣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修订律法
开元八年（720）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体现在垂拱元年（685）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台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唐景龙四年（710）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法典在先天元年（712）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军事上
兵制改革
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开疆拓土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人往来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不绝。
经济上
生产发展
唐玄宗执政后，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耕地面积
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6.6亿亩。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中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提倡节俭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物价十分廉宜。
人口方面
唐朝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其户口与人口比隋朝低，有可能因为法令不行，户口时常有隐漏不报，所以史书记载为虚数，其比实际数据尚少。根据《旧唐书》记载，唐武德元年（618年）有一百八十万户；唐武德七年（624年）有二百一十九万户，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三百零四万户，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三百六十万户，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有三百八十万户，7000万人口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数。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民族外交
《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
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文化上
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人才辈出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整理古籍
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53915卷。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重道抑佛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
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