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是北宋名臣王安石发起的一场改革运动，然而最后却因
宋神宗去世而失败告终。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看法不一，有人指责这是北宋灭亡的导火线，有人对此则持肯定态度。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富国之法
青苗法
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内容：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作用：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局限：对贫苦人是沉重的负担。
方田均税法
内容：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作用：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农田水利法
内容：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作用：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局限：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人民负担。
市易法
内容：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作用：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均输法
内容：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作用：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强兵之法
北宋政府奉行养兵政策，士兵多但良莠不齐；集中军权、更戍法直接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将不识兵、将无常兵、将帅指挥受制太多，其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士兵经常换防，缺乏训练，素质低下。
保甲法
内容：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作用：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治安； 建立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省了大量的训练费用。
裁兵法
内容：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作用：提高军队士兵素质。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
内容：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作用：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
内容：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作用：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
军器监法
内容：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
作用：武器生产量增加，质量也有所改善。
取士之法
王安石在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主要是为变法造舆论。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这三个具体措施。
改革科举制度
内容：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作用：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扩大考选名额。
整顿太学
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惟才用人
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在后一层面上与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势。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不能协调一致。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王安石看到变法停滞不前，被迫再次辞职。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许多变法派只从自己利益考虑，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保守派强烈反对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1085年），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
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