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营救中国难民的美国传教士魏特琳逝世
浅草
2017-04-06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