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乌韦·巴舍尔出生
浅草
2017-04-05
1944年5月13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消失时，巴舍尔在柏林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出生了。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他和两个兄弟靠母亲辛勤劳动养活，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巴舍尔学业平平，但自小就有鸿鹄之志。据一位从少年时代就认识巴舍尔的人说，巴舍尔“从18岁起就立志要当联邦总理。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惜一切”。权力往往就象鸦片一样，对某些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目标导致了巴舍尔在政治上的早熟。他在中学时就担任学生代表，并开始从事政治色彩极浓的活动。16岁时加入基民盟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18岁时加入基民盟，23岁时成为青年联盟的州主席，25岁时当选为基民盟的州副主席，27岁时成为州议员，29岁时当选州议会党团主席，从35岁时担任州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是当时西德最年轻的部长。1982年，当他的顶头上司——石荷州州长施托尔滕贝格荣升联邦财政部长时，巴舍尔便成了这个州的州长。当时他年仅38岁。
政治抱负使巴舍尔在学习中主攻方向十分明确。他主攻法学和政治学，并获得双博士学位。他的政治学博士论文所选的题目是：“在特别考虑到三权鼎立学说的情况下，石荷州州长所处的地位。”事实证明，这种学历对他后来在充分利用权势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石荷州的基民党内，他是一尊自我设计出来的，尤其受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每时每刻都在精心维护着自己的这一形象。为此，他宁可忍受体内不时出现的疼痛感，也要在群众集会上笔挺地站立几个钟头。对他来说，权力远远比自己的性命重要。
巴舍尔说，幼年时代的因苦生活使他成了一个“爱思考”和“谦虚”的人物。但有的报纸在评论他时说，他是个爱说大话的人，在大庭广众面前摆出一副领袖姿态时，决不会有半点的迟疑和脸红。在他管辖的州里，他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精心栽培他的前州长、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
1987年，石荷州进入了选举年。随着州议会选举的到来，巴舍尔突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威胁来自比耶恩·恩霍尔姆。
为图连任不择手段巴舍尔在石荷州已当了5年州长，但州长对他来说不过是个起点站。他绝不满足于做地方官，他要到波恩去，当议员，当部长、总理。为此目标，他苦心经营了半生。对这一次州选举，他看得很重。对于恩霍尔姆的威胁，他早就在考虑对策了。
恩霍尔姆是社会民主党人，时年50岁，瑞典移民的后代。1962 年加入社民党，持“中左”观点。他的工作精神受到当时的联邦总理施密特的赏识，1981 年荣升联邦教育部长。社民党下野后，恩霍尔姆于1983 年回到基尔，与巴舍尔争夺州长宝座。
石荷州本是基民盟的地盘，基民盟在此已统治37 年。按常规来看，社民党人要在此获胜希望是很小的。但恩霍尔姆由于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给人留下一个“温和”的政治家的印象，所以在一些民意测验中，比如在“令人感到好感”、”有吸引力”、“温和”等项形象测验中，恩霍尔姆的得分都高于巴舍尔。这对于要确保自己在石荷州统治地位的巴舍尔来说，是绝不能容忍的。
为了降低对手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和名声，巴舍尔感到身边急需一名有丰富经验的竞选助手和谋士。巴舍尔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曾在不来梅一家报社担任总编的普法伊费尔。
普法伊费尔是无党派人士，深受基民盟的器重，是一名出色的“竞选和策略专家”。他熟知政界的权势之争，对丑闻一类秘史极为敏感，他的文章常常在政界引起非同小可的反响。这样一个人对巴舍尔太有用了。有了这样一个得力助手，就能在权势之争中做得滴水不漏，也能挖出竞争对手的见不得人的材料。
普法伊费尔上任了。作为州长的新闻雇员，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离上司不到50 米。他的任务是“观察媒介动向”，在竞选方面则另有一项特殊任务，即直接向州长提出心理和宣传等方面的竞选建议。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普法伊费尔深知州长对自己的器重，决心为之效犬马之劳，以报知遇之恩。
巴舍尔很信任普法伊费尔，凡是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一些不宜公开的事情，总是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密商。普法伊费尔曾这样说过：“对于秘闻一类事务，我是巴舍尔唯一可信赖的人。”面对这样一位有丰富办报经验的“私人顾问”，州长无半点后顾之忧。经过短时间的考察，州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普法伊费尔交底了。
1987 年1 月中旬的一天，巴舍尔把普法伊费尔叫到办公室，谈论起反对党领导人恩霍尔姆的收入和交税情况。普法伊费尔立即心领神会，派人审查了恩霍尔姆1983 年4 月至1987 年1 月的收入和交税的详细情况，并将具体数字列成表格。
一个星期以后，巴舍尔在办公室里口授了一份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信件，普法伊费尔负责记录并打印3 份，一份寄税务局，一份寄财政部长，一份寄给巴舍尔本人。巴舍尔说，他得到这封信，便有理由亲自过问此事。
有了匿名信，巴舍尔仍觉得不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又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一个使之感到惊奇的消息：恩霍尔姆有同性恋行为，私生活放纵。
他要普法伊费尔物色一名能提供情况的人，或是委托一私人侦缉公司，监视恩霍尔姆的行动，以获取确凿证据，最好是能拍到这方面的照片。
普法伊费尔遵照州长旨意，根据在刑事局工作的好友那里打听到的情况，最终选择了一家叫“哈里·皮尔”的事务所。1987 年1 月25 日，普法伊费尔在不来梅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同“皮尔”定下了这笔总数为5 万马克的交易。
“哈里·皮尔”事务所接到任务后，立即派了两名暗探，对社民党领导人恩霍尔姆进行严密监视。他们每天租借不同的车辆，带着步话器和照相机，悄悄地跟踪恩霍尔姆，以期捕捉同性恋或玩弄女性的精彩镜头。
为了嫁祸于人，巴舍尔甚至几次催促普法伊费尔设法为他弄到窃听器，装到他的办公室。然后他让女秘书约安全人员前来检查。一旦查出窃听器装置，巴舍尔就可以借题发挥，攻击对手，以取得更多的同情。
巴舍尔不仅算计主要对手社民党领导人，而且对有可能影响到他执政地位的小党也不放过。
在他的授意下，普法伊费尔曾伪造过绿党的“新闻通告”，攻击社民党，以激化两党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矛盾。还冒充《图片报》的人，通过电话离间“石荷州独立选民协会”的领导人。总之不择一切手段，打击政治对手。
巴舍尔曾两次从空中坠地，6 次遇车祸，均大难不死。他相信自己必有后福。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
露出马脚“朋友”背叛1987 年9 月初，离石荷州选举仅剩一周时间了，西德最有影响的政治刊物《明镜》周刊，以醒目的《基尔“水门事件”》为题，报道了在野政界人士极跟踪事件，引起朝野各党极大关注。
在调查中，社民党从州政府内部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负责盯梢的“皮尔”侦缉事务所的重要主顾是西德一家大型化妆品公司汉斯·施瓦茨科普夫有限股份公司。这家公司的年营业额高达10 亿马克，是西德化妆品行业中的巨头。该公司的总经
理是卡尔·约瑟夫·巴尔豪斯。他极不欣赏积极从事反对工业污染活动的绿色和平组织。竞选活动一开始，他就公开表示反对社民党和绿党联合竞选。巴尔豪斯不但对石荷州有好感，而且更对这个州的州长巴舍尔有好感。两人相住不远，时常在一起垂钓，是多年的挚友。
早在1971 年州选举时，企业主们就曾秘密募捐，资助基民盟，以阻止社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据统计、当时共赠款约360 万马克。另外，在全国范围内，施瓦茨科普夫公司的大股东“赫希斯特”公司还曾于1972 年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出资几百万马克，以帮助击败当时由社民党和自民党领导的联邦政府。据事后透露，单是施瓦茨科普夫公司就向联盟党捐赠了约500万马克的党派捐款。
鉴于往事，社民党人开始怀疑起这次竞选有企业巨头的介入，只是苦于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明镜》周刊的报道还提到另一条重要线索，即西德一些州的警察局对这次盯梢事件进行了调查。关于这次盯梢事件和调查结果，石荷州政府没有向当事人恩霍尔姆通报，使之长期蒙在鼓里。
此外，该刊在报道中还提及了基民盟党派报纸对社民党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等等。
《明镜》周刊在选举前夕揭露出的这起“盯梢事件”，使人对事件的政治背景产生了怀疑。在野党内有人联想到了美国的“水门事件”，并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执政党基民盟。
在这种情况下，巴舍尔不但不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阴谋伎俩，反而继续策划，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继续走了下去。
《明镜》周刊披露盯梢事件第二天的一大早，巴舍尔就急忙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家里，指示普法伊费尔为他找一个窃听器。当天下午，巴舍尔又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询问窃听器一事。在这次电话交谈中，巴舍尔顾不上电话可能被偷听，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自己的目的：他要采取嫁祸于人的手法，栽赃恩霍尔姆，使他的形象受到损失。
然而，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普法伊费尔，此刻己预感到事情不妙。作为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在主子得势时，他甘心于充当马前卒。但是当主子失利时，他则绝不会一味跟随下去，走向死胡同的尽头。他开始抽身退出了。
接到州长的指示后，普法伊费尔就四处打听，当他得知窃听器属非卖品，私下使用是非法的，会受到法律制裁，他立即作出抉择，与州长分手。当晚上巴舍尔再次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家里询问窃听器一事时，他一反常态，只在电话中说了一句话：“可惜没弄到。”
次日清晨，普法伊费尔在州府留下了一句话：他白天不在，要赶紧去汉堡处理“州长的事”。在汉堡，他向公证人一五一十地告发了其上司巴舍尔的言行和意图。
反击不成被迫辞职当《明镜》周刊在州选举前一周首次揭露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时，人们并不清楚有巴舍尔的背景。自从巴舍尔的竞选帮手普法伊费尔倒戈后，《明镜》周刊立刻把矛头对准州长巴舍尔，几乎每一期都有文章透露事态的新进展和新线索。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视，也无一不在谈论这一事件。慕尼黑的《晚报》甚至说，在这一事件上，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也得好好向巴舍尔学习。这一事件写下了联邦德国战后选举史上最阴暗的一页。
这一丑闻犹如一场大地震一样，震中虽在基尔，但迅速波及首都波恩，波及全国，不仅动摇了州长巴舍尔的地位，而且也动摇了联邦政府内部的合作基础。
在首都，基民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在大的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总是不断产生摩擦。自民党是个小党，但基民盟这个大党却少不了它，缺少了它的支持，基民盟和它的姐妹党基社盟就得下台。因此，科尔总理很担心基尔的局势，他给巴舍尔打电话，要他坚持住，要拉住自民党，不要让它倒向社民党。他还明确地告诉巴舍尔，石荷州的事情关系到基民盟在首都波恩的地位。
在首都，受这一事件影响而日子最难过的奠过于当时的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了。施托尔滕贝格到波恩之前是石荷州的州长。尽管他将州长职务交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巴舍尔，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州的党主席职务。基尔出事后，有人便把矛头指向施托尔滕贝格，认为他对巴舍尔事件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他只好一个劲地给巴舍尔鼓气，让他顶住。
巴舍尔是个职业政治家，雄心勃勃。20 多年的政坛生涯已将他磨炼成一名角斗士。处于这种局面，他没有乱了阵脚。他十分清楚目前的情况，不能手软，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基民盟的倒台，就意味着他那立志当联邦总理的远大目标将成为梦想。他要反击，他决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普法伊费尔作一番你死我活的拼斗。在得到波恩强有力的支持后，他更坚定了这一决心。
《明镜》周刊指名揭露巴舍尔的文章发表后，当人们感到不知道该相信谁是好人的情况下，巴舍尔抓住战机开始反击了。
巴舍尔本是法学博士，自认为能够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同普法伊费尔打一场官司。他在不同的场合散布说，此事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巴舍尔就以污蔑罪向法院控告了普法伊费尔和《明镜》周刊的有关编辑。
巴舍尔调动了州府内外几乎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为反击作充分的准备。
他一连几天苦思冥想，推敲了每一个细节，并找了7 个证人，立下了字据。
一切就绪后，巴舍尔开始行动了。
9月18日这一天，对巴舍尔来说，是决定其命运的一天。这天上午，巴舍尔突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面对众多的摄像机和不停闪烁的闪光灯，逐一推翻了普法伊费尔揭露的事实。同时，他还亮出了有关人士提供的证明。
根据这些证明，人们看到了一幅与普法伊费尔所谈的绝然不同的情景。
在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问题上，政府发言人阿伦德森说，他不记得州长下过这样的指示。巴舍尔的两名女秘书也证明当时没有收到一式三份的匿名信。
巴舍尔的妻子和司机也证明，当时巴舍尔事情多，根本没有机会与普法伊费尔谈及窃听器的事。
对于派人盯梢恩霍尔姆、秘密调查恩霍尔姆交税、伪造绿党通告和撰文攻击恩霍尔姆搞同性恋等问题，巴舍尔声明自己是一无所知，完全是普法伊费尔瞒着他干的，他不但是清白的，而且是普法伊费尔阴谋的受害者。
对于上述情况，巴舍尔郑重地宣布：“我以名誉担保。”为了洗刷自己，他使出了绝招。
局势很快就扭转过来，朝着有利于巴舍尔的方向发展了。
巴舍尔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当天下午，石荷州检察院就派人截住了普法伊费尔和与他同行的女秘书施罗德，搜查了他们在《明镜》周刊报社的客房，带走了普法伊费尔保存的36 份材料。与此同时，法院也根据巴舍尔的要求，禁止普法伊费尔重
复对巴舍尔的指控，否则罚款最高可达50 万马克。
一时，普法伊费尔成了众矢之的。孤军作战的普法伊费尔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离开汉堡，带着女友即昔日的女秘书施罗德远走高飞，到葡萄牙的一个具有他的律师才知道的地方“度假”去了。
然而，巴舍尔也太小瞧普法伊费尔了，此君虽不是官，也没做过官，但漫长的记者生涯使他见多识广，也赋予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出走汉堡，并不是仓皇逃跑，而是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他带走了决定其命运的证据和材料，事后又一一抛出，给巴舍尔杀了一个回马枪。
普法伊费尔曾是巴舍尔的竞选伙伴，许多事是在两人之间商讨的，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一时各说各的理，真相难以分辩。但是，普法伊费尔手里有大量巴舍尔写的纸条，这些白纸黑字的纸条充分证明了普法伊费尔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巴舍尔的指示下干的。巴舍尔陷入了窘境，他无计可施了。
9 月25 日上午，巴舍尔向联邦总理科尔提出要对目前的事件负政治责任，并要求辞去州长一职。科尔没有同意，还是要他坚持下去。但巴舍尔已自身难保了，顾不得党的利益了。9 月25 日下午1 点5 分，巴舍尔正式宣布辞职，并委托州的联邦事务部长施瓦茨临时接管州长事务。
从《明镜》周刊指名道姓地指责巴舍尔起，仅仅2 周时间，尽管巴舍尔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还是从州长的位置上掉了下来。巴舍尔不愧是个直线运动的政客，上时一帆风顺，下时直线落地。
自杀身亡臭名远扬巴舍尔辞职了。他放弃了当联邦总理的远大目标，心里流着血和泪，独自一人走了。
巴舍尔离开了州府，但对事态的调查仍在发展。负责审理这一事件的吕贝克检察院在调查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基尔市的一家邮局，人们从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匿名信的3 个收件号。这3 份挂号信的收件人分别是州长巴舍尔、吕贝克税收侦缉处和州财政部长罗格尔·阿斯木斯。顺藤摸瓜，人们又在州府的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这封给州长的挂号信的收件记录，签字的是巴舍尔的女秘书艾希勒。这一发现证实了普法伊费尔所揭出的事实，即匿名信一式3 份，寄到3 个不同的地方，同时也揭穿了巴舍尔及其女秘书的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誓言”。
私人侦缉事务所的老板皮尔也供认说：盯梢恩霍尔姆的任务是由普法伊费尔牵线达成的。
党内人士开始怀疑巴舍尔了，他的强大后盾也在迅速消失。吕贝克检察院根据已掌握的一些事实向州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巴舍尔的豁免权。从这之后，党内的矛头就指向巴舍尔。
这次该轮到巴舍尔“休假”了。基尔市这几周的风风雨雨，使巴舍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力。他奋力拼搏了半个月，终于精疲力尽，挺不下去了。
他对这个人间感到厌倦，他幻想着天堂里的田园生活。
巴舍尔想“走”了，为了洗刷自己，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制造了一起“被杀”的谋杀案。
巴舍尔辞职后，怀着沉重的心情，飞到大西洋上的大加那列岛，住在一位老相识家里。几天之后，他开始行动了。
10 月8 日，巴舍尔给基尔市州府办公厅主任汉斯一京特·黑贝尔恩发了一份电传，电文中说：“我于周日到达汉堡，班机LH026 ，从法兰克福起飞，抵达时间： 14 点02 分。”
一分钟后，巴舍尔又发了一份电传，给基民盟州议会党国主席克劳斯·克里本。巴舍尔在这份电文中提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根据我几天前获悉，并要于周未亲自去了解的情况，我或许在周一会为澄清事实起重要作用。在此我不能再作任何说明。”
在飞往日内瓦的途中，巴舍尔写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的开头注明是为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日记中与道：“大约是9 月26 日，有一人打电话到家里，说他知道普法伊费尔的一些较详细的情况。10 月9 日，一自称罗贝特·罗洛夫的人打
电话到大加那列岛，显然想帮助对付普法伊费尔。开始提出在马德里见面，后来他答应在日内瓦接头。
“他不要钱，只是要报复普法伊费尔，因为他上过普法伊费尔的当。他不准备到警察局报案。他想在日内瓦机场（碰头地点为国际航线问讯处）交来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10 月10 日下午，巴舍尔到了日内瓦。一下飞机，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美丽海滩”饭店。在饭店里，巴舍尔写了第二篇“日记”。臆造了与罗贝特·罗洛夫碰头的情况。
这天晚上，巴舍尔没有出门，连电话也不接。他躺在床上，静静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选。这是巴舍尔看的最后一本书。当《明星》画刊的记者克瑙尔第二天找到巴舍尔时，他已进了天堂。
巴舍尔死后，有的报纸立即认为这起死亡事件属谋杀案。他的妻子和弟弟在他死后立即在日内瓦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巴舍尔的死是“他杀”。他们公布了巴舍尔留下的日记，公布了巴舍尔死前与他们通电话的情况。他们认定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他杀”。
警方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根据巴舍尔日记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神秘人物“罗洛夫”。但此君是否就是巴舍尔日记中的那个“罗洛夫”，警方难下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人那个周末不在日内瓦。巴舍尔在日记中提到的照片，警方一直没有找到。“他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反，根据现场调查和尸体解剖，一致证明巴舍尔是自杀。法医断定，巴舍尔属于服安眠药过量致死。死者身上没有击伤的痕迹，也无临死前的反抗和痛苦挣扎的迹象。死者是躺在浴池里平静地死去的。他采取的是双重自杀法，即服药过量和试图淹死在浴池里，从而达到彻底自杀的目的。
巴舍尔自编自演的一出压轴戏被揭穿了。人们愤怒了，他的“证人”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推翻了“誓言”，从而使西德“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巴舍尔的司机舍勒哭了，他含着泪水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巴舍尔写的，他为表示对主人的忠诚，不加思考地在证词上签了字。
巴舍尔的妻子弗雷亚觉醒了，她和巴舍尔的另一名女秘书伊罗娜·奥伯施泰因一样，承认了自己的假证词。她说，她的证词是巴舍尔写好让她在家签的字。
巴舍尔的亲信、州府发言人阿伦德森也承认，他是受巴舍尔的旨意作了假证。他把对上级的忠诚看得太重了，他总觉得他保护的是一位州长，而不是罪犯。
巴舍尔死了，这是一出悲剧，一场骗局。巴舍尔强烈的好胜心理，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忘记打击自己的对手。然而，他又一次失算了。他的这场压轴戏，不但未能击败对手，反而使他臭名远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