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严修出生
企鹅圆滚滚
2016-01-20
严修
1860年4月12日，中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严修出生。
人物简介
严修，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1860年生于天津，汉族，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1929年3月15日严修逝世。逝世后，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
主要经历
严修三岁（1862年）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
六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
七岁，从孙竹泉读。
八岁从周玉山读，开始作试律。
十岁，从沈季平读，读完了“四书”。
十一岁从于筠庵读，开始习作小讲，每月三、八日作时文，逢六作律赋，皆能遵限当日交卷，很为其师所称许。从这一年起，直到十六岁，他跟着这位当时也是天津名诗人的宿儒良师学习了五年，从而获益非浅。
十二岁时，其兄严振应县试，他请于其师，一定要随同入场一试，结果榜发被黜，使他感到：“一出铩羽还，始知谈何易！”
十三岁，应县、府试。
同冶十二年（1873年），严修十四岁，应院试，被录取，入府学。次年，应岁试，取一等第七名。自光绪二年至七年（1876—1881年）间，他从举人张绅（子笏）学，曾用功读“四书”、《诗经》、《书经》、《礼记》、《左传》、《纲鉴》》与《朱子汇参》，并到辅仁书院按期应试各课，也间或应问津书院月课，所作课艺常名列前茅。
严修十八岁，应院试补廪膳生。是年，始识博通西学的陈奉周，与之游，深获讲贯之益。二十岁应乡试，未中。因侍父病，辍学。翌年，父谢世，重温旧业，攻读益勤。除读完“五经”外，兼读《国语》、《文选》、《绎史》等书，并旁及笔记与类书，始习算术。二十二岁时见到了当时任问津书院山长的张佩纶，甚受赏识，并由张引见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转年，中壬午科乡试举人。正考官徐桐对他的经艺卷大为击节称赏。
光绪九年（1883年），严修二十四岁，得中会试，改庶吉士。清制，庶吉士经馆选后，三年考试散馆，按优次等第，留为编修、检讨等职。
严修二十五岁那年年底，赴三河借居盐店读书。
1886年，严修回到北京，四月散馆，授编修，冬，补国史馆协修，1888年4月与1889年4月，两次考试差。1889年2月光绪亲政，严修于十一月膺选充任会典馆详校官。翌年，充直隶省乡试试卷磨勘官。
1895年，八月，授贵州学政，时严修三十五岁，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年。
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
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范孙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
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
1904年11月，创建“保定初级师范学堂”（即现在的保定学院），隶属于直隶省学务处。
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范孙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
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
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范孙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
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及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
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
1929年3月14日南开“校父”严范孙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
主张思想
●革新教育
严范孙是积极倡导西学、革新封建教育的改革家，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
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巨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他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倡办女学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创办南开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倡导文明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著“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靡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严修与周恩来
恩来结识严修，是1913年秋考入严修创办的南开中学以后的事情。周恩来考入这所私立学校不久，即以其卓越的才华为广大师生所瞩目，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并且彼此开始有了交往。1915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敲开严宅大门，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封面请严修题签。这位津沽著名书法家对周恩来的到来十分高兴，“周去，即书之”。1916年春，南开中学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各班级均推举五名作文优秀代表参赛。全校统一命题，统一阅卷，并将卷面姓名密封，统由严修亲自阅评，周恩来名列全校榜首。严修特地为周恩来及其同班获奖者书赠“含英咀华”锦旗一面，以示嘉勉之意。周恩来的优良品德和多才多艺，越发引起严修的喜爱，誉称周有“宰相之才”。他们的接触更多起来。1917年上半年周恩来毕业之前，严请人了解了周的家庭情况，并托人向他提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当严修为此征求家人意见时，其子智崇表示：“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以。”但是，周恩来并不愿攀高接贵，他毅然婉辞了这门亲事。
周与严的感情愈加纯真。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依然没有忘记严修对自己的关爱。1918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周恩来闻讯后，立即赶往严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看望，相谈甚欢，并陪严修至上野公园观赏樱花。两三天后周又去一次，“久谈，周留宿”。次日，一些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请严修便餐。他夸奖周恩来的醋溜白菜做的不错。
4月20日，周恩来等到码头送严修登轮赴美。严修在美国考察半年，同年12月回国，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合影留念。严修回国后，立即着手筹建南开大学。1919年2月9日，即旧历正月初九，严修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六子严智开：“周恩来在东京鹤卷町一百四十一番与童冠贤等十余人伙住，名曰‘新中学舍’。”周恩来向慕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五四”前夕，他离开日本回到天津。经严修、张伯苓批准免试入南开大学学习。开学前四天，严修在家里设宴欢迎周恩来重返南开。同席有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长等人。9月25日，严修又亲往八里台，与徐世昌等人出席南开大学开学典礼，并与教职员及周恩来等入学新生摄影留念。
周恩来没有因为严修的器重而泯灭个人对事物的独立见解和判断，遇到与严修的观点相悖时，从不无原则地趋同附和。
1920年1月29日他指挥全市大中学生二千余人到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反动当局血腥镇压，周恩来等学生代表被捕入狱。政治见解的差异，并不影响严修礼士爱贤，希冀国家独立富强的共同愿望，成为维系严周关系的纽带和基础。周恩来出狱后，严修依然对他厚爱有加，主动资助周恩来出国留学，一次就拿出500元作为“严范孙奖学金”供其旅欧学费。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10月4日周恩来亲至严府拜谢。
20世纪30年代曾在陕北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一书中也记载：“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周恩来每次收到严修的学费，都要回信致谢。平常也不断致函严修报告情况。
严修也经常给周恩来回信，解答他来信中托办的事项。周严的书信往还，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周与埃德加?斯诺谈起过，1939年冬在重庆南开中学演讲，又一次表达了对严修的感激之情。抗战期间，他在重庆还多次向张伯苓要严修的相片。
1959年5月周总理到天津视察，亲切会见严修的后人，并嘱严修的侄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次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约南开旧同学陈铁卿、黄子坚、冯文潜等便餐，又谈到编写严修年谱问题。周总理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指示在场的天津市副市长娄凝先、天津市文史馆馆长张羽时等，要整理严修日记，研究其教育思想。
“相遇贵相知”。周恩来同志和严修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以及他对严修始终如一的尊敬之情，表现了周恩来同志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也反映了共产党人对患难与共的党外朋友的诚挚和友谊。
南开系列学校
南开系列学校，是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学校。学校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和“南开人”的治学精神。并以“容止格言”为学生的仪容举止规范。先后为中国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其中周恩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温家宝（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后来还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
南开系列学校包括：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原南开女中）、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大学附属小学、原南开小学（被日军炸毁，后未复校）等。目前，这些学校有一部分仍然存在，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仍然是教育界里知名的学校，只是他们之间的从属关系已经淡化了，但这些学校都视张伯苓为第一任校长，用着统一的校歌、校训、类似的校徽以及其他类似的识别，他们的学生有着共同的名字——“南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