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第一能人”、“温州模式”代表人物叶文贵去世
刀鱼
2017-03-16
2017年3月13日凌晨5点，“温州模式”发展初期的代表性人物，曾经的“温州第一能人”、第一位首富叶文贵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8岁。
“叶文贵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他是1980年代‘温州第一人’。我认为，从中国改革史的坐标上能与温州相提并论的城市只有深圳。但不同的是，温州改革的成功源于不断喷涌而出的底层力量，叶文贵就是这股力量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3月14日，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
1980年代初即坐拥千万元资产
叶文贵是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人。
1969年10月，19岁的叶文贵到黑龙江七台河市插队，发现关内和关外土特产差价很大，通过贩卖茶叶、人参和熊胆等掘得第一桶金。
1978年底，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镇，发现家乡冒出了许多生产铝制校徽和塑料饭菜票的小作坊。他从中找到商机，先后创办了轧铝厂、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等6个厂。
几年后，叶文贵在那个万元户都很稀缺的年代就坐拥千万元资产，成为温州第一位首富。
当时，苍南县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为家乡作贡献不光光是办好自己的厂子，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称：“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将个体私营业主破格提拔为地方官员，在那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198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温州考察，参观了叶文贵的工厂后连赞他是“新型的企业家”。加拿大教授鲍勃惠曾经不远万里到中国看望叶文贵，并感叹“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1986年10月11日，《温州日报》在头版以《新一代企业家——记金乡镇经营大户叶文贵》为题，以4000字的篇幅报道他的创业事迹。3天后，报社编委会召开部分经营大户座谈会，又将座谈会内容整理后以“学习叶文贵，争做企业家”为标题，于次日刊登在头版头条。十几天后，《温州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通讯报道叶文贵。不同寻常的是，在这篇题为《农民企业家的气魄》的通讯旁边，还配发了一篇长达2000字的评论，署名作者是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评论的标题是《希望涌现更多叶文贵式人物》，这篇报道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1987年，全国评选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浙江省占了6席，温州籍仅叶文贵一人。
光环下他选择谢客闭门造车
1988年，坐拥千万资产、风头正劲的叶文贵突然他停下手中全部生意，并拒绝所有人的拜访。
他这么做的唯一目的是想专心造车，而且造的是电动轿车。几年间，凭着叮叮铛铛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也掀开了他造车梦的一角，并成为中国民间造车第一人。
1991年，他的产品获得1990年度国家级新产品称号。1993年，他研制出首辆混合动力小轿车样车，该车95%以上的配件都来自温州本地。这辆取名为“yf-1100”电动汽车，不但一次充电可以行驶100多公里，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并且还是油电混合车。
当时他共生产了12辆电动汽车，但由于社会接受度不高，以及技术缺乏成熟度，打算标价5万元一辆的“yf-1100”未售出一辆。
为了造车，叶文贵前后投入了1500余万元，耗尽家产。1995年，他不得不终止项目，他成为了一位太过超前的著名“失败者”。此后，包括地方政府、媒体等社会各方对他的热情渐渐消退，他开始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
知名财经作家、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是极少数在1995年后采访过叶文贵的人。
胡宏伟长期观察温州，曾著有《温州悬念》、《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等多部与温州相关的著作，被全国政协常委、浙江省工商联主席、正泰集团掌门人南存辉誉为“温州模式最认真的观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热心的呵护者”。目前，他正在撰写“浙江改革开放40年全记录”。
“我与叶文贵有过多次的采访接触，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那时他如日中天。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会面，还是1998年的最后一次。通过私人管道诚恳相约，因失败无脸见人而早已拒绝任何采访的叶文贵答应与我们见一面。
当时已沦为落魄小老板的叶文贵，陪我们来到自己厂区的一角，残阳如血，他指着一堆锈迹斑斑的车壳说：‘只要再有2000万，我一定让我的电动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他的眼里没有失意，而是依然放射出梦想燃烧的光芒。正是这种永不熄灭的光芒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温州商人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虽历经风雨却愈挫愈勇，如不死鸟般永不言败。”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
很多年后，叶文贵将一个红色的“yf-1100”电动汽车外壳捐赠给了浙商博物馆，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在温州金乡点燃的“中国农民的电动轿车梦”。
纪念改革者，是为了用历史照亮改革的未来
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1980年代中国“一次改革”的全面成功是源于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而浙江是自下而上底层草根突破型的最为彻底的市场经济。浙江在“一次改革”时期的胜利，其根本是“温州模式”的胜利。从市场经济的视角而言，“浙江奇迹”是放大、提升了的“温州模式”。所谓“温州模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率先并充分培育了丰厚的市场经济土壤。
“叶文贵最吸引我之处，是他作为温州改革弄潮儿群体中最为典型最为平凡的底层代表，极具历史标杆意义。他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少年到富甲一方，让无数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所在。叶文贵寓言清晰地告诉我们，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无数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无论是叶文贵的成功或是失败，都足以让他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值得我们长久仰望的背影。”胡宏伟说。
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叶文贵的离去，让自己想起了浙江另一位两年前过世的更为著名的改革英雄——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1980年代初期他们异端突起、南北相望，南浙江以叶文贵为代表的的个体私营经济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北浙江则是以步鑫生为代表的对国有集体经济的坚韧突破。他们用信念和实践撕开了当年计划经济僵化格局的铁幕，为中国改革冲出一片天。“在重启二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叶文贵、步鑫生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依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的改革还在路上，只有用历史照亮的改革未来才是真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