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 享年83岁
刀鱼
2017-02-13
2017年2月10日早上6点12分，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3岁。
可能你会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浙江考古重要遗址：河姆渡、良渚反山、瑶山……牟永抗在考古学条目中，有着这样的定义：主持、参与、填补空白，他是浙江考古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参与了浙江境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六十多年来，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在浙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也是钱江晚报《文脉》栏目曾采访过的文化老人之一，记者曾在2012年对牟先生做过一次深度专访（详见本报2012年12月21日D1—D3版）。
昨天下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浙江考古所）的考古专家坐在一块儿，和记者说起了牟先生的往事，大家感慨：浙江考古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去年11月，因为要采写“良渚考古80周年”专题报道，记者去老人家里请教。自从2013年被查出癌症之后，牟永抗一直在做化疗，同事们说，他是抗癌斗士，几次都挺过来了。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牟老师是沙漠里的一根草，环境越是恶劣，越能扎根。”那次，先生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头发乌黑。
牟先生最后一次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去年11月25日，杭州，良渚考古八十周年学术纪念会。那时的他，身体已经不好，却坚持来到现场，坐在第一排。
在杭州，曾有一块重要的门牌号码：环城西路70号。那幢民国别墅的办公室里，曾坐着这些人：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王士伦、汪济英等等。1953年，20岁的牟永抗也成为了这个重要学术机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员。那些星光，一颗颗熄灭了，如今，只有汪济英先生还健在（也是本报《文脉》的文化老人）。
浙江考古所所长刘斌还记得，1985年在离开吉林大学前往浙江考古所工作时，张忠培先生(那时还是吉大老师，后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叮咛说：“到浙江工作要好好跟随牟永抗先生学习，他和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先生都是考古大家。”
到了所里后，刘斌就跟牟先生一个办公室，发掘良渚反山、瑶山，都在一块儿。不同于很多考古学家的不苟言笑，刘斌发现牟先生很有性格。牟先生有两个外号：大头、弯弯绕。
大头，是说他脑袋里装了太多东西；弯弯绕，他思维和说话的方式很独特，不喜欢直截了当说问题，喜欢弯弯绕绕。
牟先生对考古后辈的关注，也时常被人提起。
1986年，浙江考古所开始筹备良渚考古五十周年会议，除了计划发掘反山等工作外，牟先生还给大家规定论文题目，说：“我们浙江作为东道主应该有一组像样的论文。”他和刘斌合写了《论良渚——良渚文化发现五十年回顾与展望》，还给刘斌开了长长的书单，详细讲述了浙江的考古史以及中国史前考古史。刘斌用了半年多时间阅读，最终在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文章，“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有这样的机遇，这对于我日后的学术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一直感恩牟先生。”
当然，牟先生的关爱也是“爱恨分明”的。他的严格，学生们都尝过滋味。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说，浙江考古的很多传统，都是牟老师一手带出来的，“比如不让我戴手套，因为发掘时，戴手套和不戴手套，手感是完全不同的；不允许考古工地上有凳子，会破坏现场，我也坚持下来了，现在膝盖长期蹲不下，但我现在还是很感恩。”
2000年，浙江考古所研究员方向明协助王明达（另一位良渚考古的开拓者）整理反山遗址，有一天，牟先生问：“工艺（玉器）这块，你觉得怎么样啊？”
“工艺这块，我觉得差不多吧，我没问题的。”方向明很自信。
“从平常的聊天中，我判断你及格肯定是不到的。”这是牟先生的“毒辣”。
但2006年，方向明的妈妈病重，有一天，牟先生很严肃地跟他讲：“钱够不够？我刚刚房子卖掉有一笔钱，你要是不够，尽管开口。”
1989年，方向明来浙江考古所之后，开始整理牟永抗89年后撰写的文稿，公开发表的有100多篇。他发现，先生从1995年退休后，写作精力旺盛，尤其在2000年前后到了高峰，很多文章都在那时写就，包括很重要的《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以及关于河姆渡遗址、南宋官窑的文章。
而去年，牟先生82岁，还为新出版的《浙江汉墓》写了序，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