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去世
刀鱼
2017-02-13
1968年10月26日,“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去世。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男，出生于河南开封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 。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著名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气象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应用地球物理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等。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男，出生于河南开封 ，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 。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著名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首任系主任 ，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气象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应用地球物理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等。
人物生平
1907年10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
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我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提出启动卫星研制工作。
1963年5月31日，赵九章建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内试办研究生班。
1958年，赵九章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地球物理系(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首任系主任。他带头编写了应用地球物理系第一批学生简章，对地球物理系的3个专业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作了详细的介绍。
1956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0年4月-196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44年-1949年，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 )，理学院，气象系，教授(兼)(讲授动力气象学)。
1946年8月-1949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44年-1946年8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
1941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
1940年-1942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任清华航空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1938年-194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
1935年7月-1938年10月，德国柏林大学，气象学专业，博士。 (师从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 )
1934年，报考第二届公费留学生，成功考取庚款出国留学生。
1933年-1935年，清华大学，助教。
1929年-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学士。1926年以突出成绩考入浙江工专(浙江大学工学部前身)。
?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即河南大学附中前身)。
1918年-1921年，北仓小学。
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10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便请他帮忙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躺在了床上……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