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乔治·戈登
1885年1月26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工兵上将查理·乔治·戈登逝世。由于在殖民时代异常活跃,被称为中国的戈登和喀土穆的戈登。他是一位管理能手,在领导常胜军时表现出一定战术技巧。
戈登出生在伦敦的伍尔维奇(Woolwich),是皇家炮兵队(Royal Artillery)的H. W. Gordon将军的第4个儿子。他在陶顿学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后来在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被授与皇家工兵军团(Royal Engineers)少尉的职务,他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军团学校继续完成他的训练,并在1854年晋升到中尉。
一开始他被指派去建造威尔斯的米尔福德港(Milford Haven)的防御工事。但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现属乌克兰)。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参与了对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攻击。 另外他也参与了对Kinburn的远征,并在冲突结束後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戈登伴随一个国际和平委员会划定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新国界。他继续他在小亚细亚的调查工作,并在1858年底回到英国;他被委派为工兵学校的教师,而且在1859年晋升为上尉。
戈登在英国的时间很短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他志愿到了中国,并在9月抵达天津。他没赶上对大沽炮台的攻击,不过赶上的占领北京和颐和园的行动。他在中国北方一直待到1862年4月,直到太平天国开始在上海威胁欧洲人为止。
太平天国从1850年开始在广西、湖南和湖北等省取得一连串胜利,并在1853年占领了南京;后来进攻的态势开始缓慢,太平天国基本上不再扩张,不过他们已经够靠近上海并威胁在那里的欧洲移民。上海成立了一支由欧洲人和中国人组成的义勇队来防御这座城市。这支军队是由一个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所指挥,零星的战斗持续在上海西郊发生,华尔的军队正在缓慢的撤退。
英国人在这个时候抵达,英国将军斯特维利(William Staveley)决定与华尔和另一支小型法国军队将上海30英里内的太平天国势力逐出。嘉定、青浦原本被太平军占领,在1862年底这些地区基本上被义勇队夺回。
华尔在对慈溪的攻击时阵亡,他的后继者不被中国皇帝所喜欢。当时的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斯特维利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斯特维利选择了戈登,这时的戈登已经是一个少校了。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了指挥,他手拿小藤条严加训练部队,并屡屡凶狠出击,得到常胜军的称号,一个用来鼓励但夸张的称号。戈登重整了军队并支援常熟,这个救援是成功的,戈登很快的得到士兵们的尊敬。
11月,苏州被戈登和中国军队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外围最后一个堡垒常州失陷,常胜军的声望也达到最高峰。但他因为反对杀降(详见苏州杀降)而和李鸿章大吵一架。战争结束後,中国皇帝
同治授与戈登中国军队最高的军阶——提督的称号;另外,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封他为巴兹勋爵士。
戈登回到了英国,并负责指挥皇家工兵团在葛文森(Gravesend)在泰晤士河附近的防御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国到多瑙河委员会去维持多瑙河河口的Galatz的船只航行。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亚半岛检阅当地的英军公墓,当他经过伊斯坦布尔时,认识了当时的埃及首相努巴尔帕夏,他和戈登商议在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总督的邀请,并在1874年初到达埃及,戈登在那里成为埃及军的上校。
埃及政府从1820年代开始往南扩张,并在英国探险家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的领导下,在1870年2月到达尼罗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达刚多卡洛(Gondokoro)。贝克在当地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总督要求戈登去处理当地事务。在开罗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戈登经由萨瓦金(Suakin,苏丹海港)和柏柏尔(Berber,苏丹北部城镇)到了喀土穆,从喀土穆他又继续沿着白尼罗河到了刚多卡洛。
戈登留在刚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了从索伯特河(Sobat)到乌干达前线的哨站,以及打击奴隶交易活动。然而戈登开始和埃及官员和苏丹发生冲突,这导致戈登回到伦敦并通知总督他不会回到苏丹。总督写信给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坚持他必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在总督同意一些讨论後,戈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
成为总督后,戈登开始处理一些更广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改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Abyssinia)的关系,主要是对Bogos地区的争议。战争在1875年爆发,埃及军队被击败,于是戈登到Bogos与阿比西尼亚谈判,他两次谴责约翰尼斯四世皇帝之兄的不义行为,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复。不久,Darfur又爆发起义,叛军相当庞大,而戈登认为外交途径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次戈登只带了一名翻译员到敌营谈判。这个大胆的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一些叛军加入他,另一些则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开罗,他被指派为委员会主席。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在1879年辞职,并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了阿比西尼亚南方的Harrar旅行考察,选择军事要地筑城,规划尼罗河和湖泊的疏通他发现当地官僚相当腐败,于是他将当地官员免职。然後他又继续打击Darfur的奴隶交易活动。他的部属Gessi Pasha成功的结束Bahr-el-Ghazal地区的暴动。他又试着与阿比西尼亚签订和约,不过没有成功。他回到开罗并辞去总督的职务,他对于经年累月繁杂的工作感到筋疲力尽。
1880年戈登在布鲁塞尔拜访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并被邀请帮忙负责刚果自由邦的事务。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个地方军队的指挥职务。5月,即将到印度担任总督的里蓬侯爵要求戈登当他的私人秘书。戈登同意了最後的这个请求,但在他到了印度不久便辞职了。辞职后,他在7月到了中国北京,并再度和这时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
李鸿章会面,李告诉他中国和俄国有战争的危机,于是戈登便用他的影响力来确保中国不再因伊犁河谷和俄军开战。戈登回到英国,但在1881年4月又离开到了毛里求斯指挥当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毛里求斯直到1882年3月,当他晋升为少将时。他被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苏托兰(Basutoland,今莱索托)。数月后,他回到英国。不久后,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个他一直渴望拜访的地方,并在那里待了一年研究圣经。比利时国王在次邀请他管理刚果自由邦的事务,他接受了并且回到伦敦准备。但在他到达英国不久,英国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苏丹,那里的情况在他离开后变得相当糟糕,一个由马赫迪·穆罕默德(Mahommed Ahmed)所领导的马赫迪起义爆发。
苏丹的埃及军队无法抵挡这场暴动,而埃及政府则正忙于阵压另一场暴动。1882年9月後,苏丹处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国政府命令埃及放弃苏丹,但撤离行动是困难的,数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们的家眷仍然困在苏丹。英国政府于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处理并撤离人员。
1884年1月,戈登到达开罗;在开罗,他再度被委派为总督,并踏上了前往喀土穆的不归路。2月18日,他抵达了喀土穆。戈登开始着手遣返妇孺和伤者回到埃及,约2500名妇女老弱在救主军封锁道路前被撤离。戈登希望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Zobeir能接管苏丹,不过英国政府以他曾经是奴隶的身份拒绝。
叛军在喀土穆和苏丹东部附近不断进攻,而萨瓦金的埃及军队则不断的被击败。一支由葛雷厄姆(Gerald Graham)将军的英国部队曾被遣到萨瓦金,并迫使叛军撤离当地。戈登曾强烈主张从萨瓦金到柏柏尔的道路应重新开放,不过这要求被伦敦政府所回绝。4月,葛雷汉将军和他的军队撤离。5月,柏柏尔的守军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离。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的攻城战开始。虽然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苏丹,但民间仍有许多人呼吁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国政府才决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国救援队才准备开始行动。
1884年12月底,加尼特·约瑟夫·沃尔斯利的部队到达了Korti。1885年1月20日,他们到达Metemma,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戈登四个月前派来的炮艇,准备用来把他们运往尼罗河上游。24日,两艘汽船出发前往喀土穆,但当他们在28日抵达时,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而戈登已战死两天了。
戈登的死让英国
维多利亚女王大为震惊,她怒斥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坐视不救,致使格莱斯顿失去民望而被迫下台,并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开始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国吞并苏丹的决心;1898年,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率领的英军击败救主军,苏丹从此成为埃及的一省,直到1956年独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落成,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和规划该租界方面的贡献,这座大楼命名为戈登堂(Gordon Hall)。在落成典礼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的中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充后,将新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戈登道(今湖北路)。在戈登曾经活动过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将西区新筑的一条重要道路命名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宁路)。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