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逝世
浅草
2015-12-09
郭伯伟
郭伯伟祖居苏格兰，1915年4月25日生于爱丁堡，父亲与他同名约翰·詹姆士（John JamesCowperthwaite），在当地税务部门工作；母亲叫杰西·威姆斯·巴伦·贾维斯（Jessie Wemyss Barron Jarvis Cowperthwaite），祖籍葡萄牙阿尔加威。郭伯伟另一有名胞弟名大卫·贾维斯（David Jarvis Cowperthwaite，1921年9月14日－2006年10月20日），他于193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后来在苏格兰任公务员，曾在当地内政及卫生部门出任次官。
郭伯伟早年入读爱丁堡附近的墨奇斯顿城堡公学，毕业后于1933年入读圣安德鲁斯大学主修古典文学，后以一级荣誉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又升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修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并取得双重一级荣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郭伯伟原本应募加入苏格兰步兵团，但轮候期间返回圣安德鲁斯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取得经济学学位。
郭伯伟在战时没有参与战争，相反，他在1941年获殖民地部聘请到香港任官学生。然而郭伯伟乘船出发至南非开普敦时，他得悉香港已被日本侵占沦陷，因此他没有到任。在伦敦当局发电报指示下，郭伯伟遂临时转到英国另一殖民地塞拉利昂的殖民地政府任弗里敦民政专员。
在1945年年初，有鉴于盟军局势日益明朗，郭伯伟获召返伦敦，并在4月起于殖民地部的香港规划工作小组中参与订定有关英国重新对香港作出管治的计划。随着香港在1945年8月重光后，他在同年11月抵达香港，并被派到政府的贸易及经济事务部工作，此后获得连番擢升。在1952年，郭伯伟获擢升为助理财政司，后来又升任为副财政司。在1961年4月17日，他接替歧乐嘉任财政司，展开长达10年的财政司生涯。
受到著名哲学家亚当·史密斯的思想影响，郭伯伟是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的忠实支持者；在他上任财政司的时候，香港刚经历过港督葛量洪爵士的管治，经济基石由转口贸易转型成为以蓬勃的轻工业为主导，为其施政创造有利的背景。与其他殖民地官员一样，郭伯伟是委任的官员，不需要考虑任何选举及选民的因素，亦无需要以短视的目光取悦市民；再加上继任港督柏立基爵士争取到为港府取得“财政自主权”，以后港府无须再将其预算交予伦敦审查，这些条件促使郭伯伟可以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放心推行所谓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
在1960年代的香港，由于内地政局的不稳定，难民的涌入使到香港的贫困人口急升，为了改善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郭伯伟对自由放任政策加以发挥。当中，有见于香港天然资源缺乏，无论是日用品、食物以至食水都十分依赖进口，他任内积极维持极低的关税政策，让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品流入香港，使市民无需购买成本昂贵的本地货品。
郭伯伟任内亦将薪俸税维持在不多于个人总入息的百分之十五的水平，又删除一些旧有的税项，以设法维持低税的政策。郭伯伟的低税政策曾经为英国方面所反对，而英国方面甚至曾建议香港应跟随新加坡大幅上调薪俸税，但其政策始终得到柏立基爵士及继任港督的戴麟趾爵士所信用而没有改变。另外，时任英国国防大臣丹尼士·希利曾建议过部份驻港英军的军费以税收形式转嫁香港市民，但建议同样被郭伯伟大力反对而泡汤。
除了低税政策以外，对市场干预减至最少也是郭伯伟的主要方针。一方面，郭伯伟反对对市场进行任何资助或补贴，因此他不支持对本地工业进行补贴，也没有应要求向兴建中的红磡海底隧道提供资助。有趣的是，郭伯伟任内甚至拒绝接受财政司用以翻新官邸的津贴，反映出他在反对干预上作出的坚持；另一方面，他亦反对对市场作出过份规限，正因如此，他大力反对英伦银行在1962年向港府建议立法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在他的影响下，有关立法最终在1964年进行时，条例比原先的建议大幅放松。
尽管香港后来接续爆发过1965年股灾，以及六六与六七暴动，但这些短暂的动荡并无严重影响其政策。及至1967年11月19日，英国首相韦尔逊突然宣布英镑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与英镑挂勾的港元随即跟随大幅贬值，郭伯伟在港元贬值后不出九十小时，成功使港元币值回升百分之十，但事件使库房损失约3,000万镑。郭伯伟有关行动是港府历史上首次自行决定港元汇率，而七年以后，港元亦告脱离英镑作自由浮动。
郭伯伟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也是其反对市场干预的要点之一。郭伯伟曾言贫穷国家要脱贫，首要“应废除国家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向，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值得注意的是，郭伯伟在任财政司并非完全没有干预市场。比如在1960年代，港府着力开展所谓的“廉租屋计划”，都反映出市场被一定的干扰。不过，从郭伯伟的观点出发，“廉租屋计划”本身并不代表福利主义，计划本身出于政府有急切必要清除寮屋区，而寮屋区的土地也有发展的必要；至于所谓的“廉租”，则某义上是对寮屋居民徙置后的一种“补偿”。这种对干预可免则免的态度，到后来港督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在1970年代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才有明显改变。总言之，郭伯伟认为，只有贫民等等被市场机制忽略，而又有急切需要的时候，政府才应作出干预。
在教育方面，同样，尽管政府有继续在1960年代兴建新的官立学校，但总体上，香港主要的学校都是由教会等私人办学团体营运，干预并不明显。此外，郭伯伟亦反对为香港引入免费教育，惟面对日益强烈的呼声，他终在1971年卸任前夕勉强支持引入六年强迫小学义务教育。
郭伯伟在1971年6月30日从政府退休，财政司一职由夏鼎基（后为爵士）接任。郭伯伟卸任时，在他的政策推动下，香港经济出现了深刻的改变。首先，在1961年时，香港人的人均收入仅约及英国的四分之一，政府储备只有7,750万；但到1971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的实质增长，政府储备亦暴增至6亿4,000万。后来在1990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越了英国。另外，郭伯伟任内成功令香港的贫穷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对外出口亦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幅度不断增长，使香港转型成区内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并为香港在70及80年代的经济起飞立下重要基石。
在经济不断改善的同时，郭伯伟贯彻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公共支出在其任内一直维持于甚低水平。郭伯伟的经济哲学对后世起了很大影响，面对宗主国英国受到福利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主导，香港背靠的中国大陆又提倡共产主义的时候，郭伯伟的“自由放任”政策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自他以后，继任财政司夏鼎基爵士从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积极不干预主义”，让经济自由主义继续在香港演进；后来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方针，都可以上溯至郭伯伟与夏鼎基爵士两人的经济哲学。总言之，在郭伯伟萌发的“自由放任”政策影响下，香港逐渐成为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而自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在1970年开始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以来，香港更每年都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除了香港以外，郭伯伟的经济思想还下启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及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也某程度上受到郭伯伟的影响。郭伯伟在香港的经验使香港成为自由市场的一大典范，不少知名学者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甚至视之为教科书的基础例子，来展示自由的经济政策如何带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离开港府后，郭伯伟在1972年获聘到香港投资银行怡和富林明公司，并出任国际顾问一职至1981年，此后他主要在苏格兰法夫郡圣安德鲁斯与妻子过著退休生活，并不时花时间环游世界各地，探访朋友。另外，郭伯伟热衷于高尔夫球，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会的活跃会员。
作为传统的殖民地官员，郭伯伟终身拒绝撰写回忆录，即使在晚年亦拒绝访问，并对其服务政府的经历三缄其口。郭伯伟在2006年1月21日卒于苏格兰邓迪的九井医院（Ninewells Hospital），终年90岁。他死后，遗体在邓迪火葬场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