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翻译家、杨宪益之妻戴乃迭出生于北京
浅草
2015-12-08
杨宪益和戴乃迭
戴乃迭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戴乃迭七岁时返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最初学习法语语言文学，后转攻中国语言文学，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自40年代起定居中国，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于北京逝世。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戴乃迭的父母为英国来中国的传教士。1940年与杨宪益在重庆举办婚礼。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当年牛津大学有许多俱乐部性质的协会，导师修文斯先生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协会，缘此，她结识了后为该协会主席的中国留学生杨宪益（1915—2009），杨宪益本是津门富家子弟，才华横溢。他的聪明、调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戴乃迭。家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国情结使她对杨宪益一见钟情。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日甚，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他将100多人的组织发展到了1000多人，钱钟书、杨绛、俞大缜、俞大絪等皆是成员，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一道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戴乃迭回绝了英籍追求者，认定了杨宪益，两人感情日深（杨宪益晚年回忆说，他爱戴乃迭，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她清新脱俗，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这一素质在“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对朋友们说：我爱的不是杨宪益，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戴乃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1940年，戴乃迭与杨宪益先生在重庆举办婚礼。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夫妻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达百余种，他们合作译出了屈原的名篇《离骚》（戴乃迭后来回忆道：“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对偶叙事诗。”译文发表后，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大吃一惊，幽默地评论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此外在40年代初，她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时她也开始鲁迅小说和中国古代名著的翻译。
1952年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译工作，她与杨宪益合作，翻译出版了《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楼梦》等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戴乃迭调至《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戴乃迭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它》、《湘西散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古华的《芙蓉镇》，邓友梅的《烟壶》，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数十年来，她还为《中国文学》培养了不少知名翻译和业务骨干。
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家活跃于世界各地；她是香港翻译家协会荣誉会长、英国中国研究会终生会员、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笔会成员，曾多次参加世界各国举行的有关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活动。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