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出生
浅草
2015-12-08
周一良
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
2001年10月23日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于10月29日上午11点在八宝山举行。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著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周一良在文革中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我们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著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