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刊出版家英敛之逝世
浅草
2015-12-01
英敛之
英敛之(Ying Lianzhi，1867～1926年)，中国近代报刊出版家。原汉姓郁，名英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
1867年11月23日生于北京西郊温泉。幼年家贫，喜欢习武，后弃武从文。他天资聪慧，又勤学苦读，文章和书法很快就小有所成。后自学成才。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
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贵受到舆论界重视。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 1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其中《也是集》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
作为一名满洲旗人，他一面恨国家不振，同时也接触到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见持肯定态度。其中说道：“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康有为逃往日本，英敛之害怕被株连，逃至天津，后辗转到上海。
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向读者宣传“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传统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此后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女性解放自己的足，并解放自己的心灵。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敛之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当时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南段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职，选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渐衰，加之袁世凯掌权，不免心灰意懒，不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从此，他偕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