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张友渔出生
浅草
2015-12-01
张友渔
1898年1月10日，张友渔生于山西灵石县，民国7年（1918），考入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被选为校学生会会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创办《共鸣》刊物，还为多种报刊撰稿，抨击封建思想，宣传爱国主义。民国12年（1923），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同时担任太原《并州新报》、北京《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和汉口《中山日报》等多家报刊的驻京记者或特约撰稿人。
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任北平《世界日报》《民国晚报》《大同晚报》的总主笔。抗战期间，任北平《时事新报》、香港《华商报》总主笔，《新华日报》社论委员和代理总编辑、社长。
1939年春到重庆，以左翼文化人的身份进行民主宪政工作。
1943年，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1945年9月，代理《新华日报》总编辑。
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
1946年5月，任新成立的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
1992年2月26日，中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党派遣，1930、1932和1934年曾三次东渡日本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
回国前后，先后担任过天津汉文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并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讲授宪法学、劳动法学、新闻学和日本问题。在此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创办《世界论坛》杂志和《时代文化》杂志（后改名《文化动向》）。
七七事变后，离北平去济南、开封等地，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
1939年春去重庆，作为中国救国会领导人之一从事民主宪政运动。
1941年春，去香港，任《华商报》总主笔。
1943年在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候补委员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国共谈判。
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新华日报》社长。
1947年。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
1948年4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了中国多项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
1930年，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采取盲动主义，致使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军委系统的薄一波和共青团员刘仁等三十几位同志，在天津被捕。上级党组织指示，尽一切努力营救这些同志出狱。担任此项工作的就是张友渔同志。
张友渔当时任市政府秘书处外设第三科科长，负责宣传、社会、文教和社会团体工作。
接受任务后，张友渔决定向接替南桂馨的天津市长崔廷献建议成立“自新院”。崔廷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任张友渔负责筹办。
“临时自新院”很快就筹备就绪了，院址选在海河金汤桥附近奥租界的一座小洋楼，除判刑重的彭真同志外，薄一波、徐彬如、李运昌、刘仁等被捕的三十几名地下党员都被移送到这里。“临时自新院”的生活待遇比较好，俩人住一屋，各睡一个小铁床，每天三餐，都是大米白面。除了文书、会计、事务等几个非国民党员的管理人员，只有几个警察轮流站岗，政治犯在里面可以自由活动，只是不能外出。
此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激化，阎锡山被迫放弃北平和天津。张友渔明白，随着政权的移交，自己也将失去市政府科长的职位，因此，必须迅速把这三十几位同志营救出来。
张友渔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他走进市长办公室，假借谈工作，利用一个适当的时机，以激愤的口吻说:“我们是得撤退了。我们是被蒋、张挤掉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地输下去。不能让别人拣了便宜，把天津轻易地端过去。那些政治犯，我们不交给他们，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跟蒋介石捣乱，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
这番话很中崔廷献的意，他问具体怎么做。张友渔建议说，把“临时自新院”撤销。理由是，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完成了，就可以撤销。崔廷献觉得这个办法挺好。
就这样，在奉军代表接管天津市政府的前一天，这个“临时自新院”就闪电般地摘了牌，撤了岗，地下党三十几位同志被立即释放。
撤销“临时自新院”虽然是个妙计，可也是一步险棋。它利用了阎锡山与蒋介石和奉系的矛盾。张友渔同志很清楚，奉军进津，国民党市党部必然马上恢复，他们对共产党是决不会放过的，对这件事一定会追查，于是便隐蔽在法租界的六国饭店。
果然，蒋派国民党市党部恢复后，宣传部长刘不同得知“临时自新院”撤销，政治犯全部释放了，便查找张友渔的下落，要缉捕他。党组织及时获取了这个情报，立即通知了张。等到刘不同查到了张友渔的住处，他已经远赴日本了。
张友渔教授在学术上留给我们后人的，不仅是500多万字著作中所包含的非常丰富的思想与智慧，而且还有他十分鲜明的治学经验和为人风范。他的治学经验和为人之风范是高度统一的，可以用以下八个字予以概括：求实、创新、严谨、宽容。
他发表言论、写东西，不抄袭，不盲从，也不迎合时尚。
创新是张友渔教授治学理念中很重要的一条。他说：“我发表言论、写东西，都是讲自己的话，不抄袭，不盲从，反对教条主义，也不迎合时尚。决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或者哪个权威的人说了，我就跟着说。经过我自己考虑了，研究了，认为是对的，我才说。”“我主编《政法研究》时曾说过：整段整段地照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给稿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到他辞世，张友渔教授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参与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政治观、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各个历史时期常有自己独到的建树。
著有《中国宪政论》《五五宪草批判》《中国如何实行宪政》《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以及《张友渔新闻学论文选》《张友渔著作精华录》等。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编委会委员、法学分科编委主任。
张友渔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出生入死，转战南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后，张友渔同志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长达70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一直坚持学术研究，撰写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上千万字，先后主编《辞海法学卷》《世界议会词典》《历史大地图集》《中国法学四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中华律令集成》《中华法学大词典》《中外法律大典》等大型工具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